從曆史發展的角度看，我們當然反對軍閥混戰，不主張韓信稱王；但從個人的決斷看，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我們且不說這些，但講個人的智計，無論是劉邦，還是項羽，都下韓信遠甚，韓信稱王，最後三家爭雄，最後鹿死誰手，尚未可知。但韓信以誠信待漢王，以道德代政治，結果是我們大家都知道的了。
韓信無決斷，不能統攝全局，恐怕也隻是個將才！
隻知謀國，不知謀身
【引言】
常言道：“自古伴君如伴虎。”
所謂“雷霆易怒，天威難測”。奉事君主實在是一門極其高深的藝術，任何官場上的成功者，是不是一個政治家，姑且不論，但說他是一個玩弄權術的藝術家，那是絕對錯不了的。因為稍一不慎，或是稍稍失策，那就會被同行排擠掉，更有甚者，皇帝老子一翻臉，你自己腦袋不保還是次要的，你的父母兄弟乃至七姑八舅也要跟你一起嗚呼哀哉。所以，對那些成功的封建官僚，與其稱他們什麼政治家之類，倒不如送他們一個“官場藝術家”的雅號來得更為貼切。
但也不可一概而論。中國的封建官場雖是一個大染缸，進去的人難免會染成一身血紅或是黑紫，但畢竟還是有“拒腐蝕，永不沾”的硬骨頭在，如果不是這樣，那中國的封建社會真是永遠不見天日了。
【事典】
公元前548年，齊國的國相崔杼因為齊莊公與他的妻子棠薑通奸而派兵殺死了齊莊公，這的確是國君荒淫無道，死了也是罪有應得。但根據當時的觀念，臣下無論如何是不能殺死君主的，不管他犯了什麼罪責。更奇怪的是，臣下殺了君主或是兒子殺了父親，不叫“殺”，而叫“弑”，就是殺人用詞，也要分出等級來。崔杼很有權勢，他殺死了齊莊公後，暫時把持了齊國的大權。他按照當時必須遵循的習慣，把掌管記載曆史的太史伯叫來，讓他記載齊莊公死亡這件事。崔杼說：“你一定要這麼寫：先君是害病死的。”太史伯說：“曆史不能胡編亂造，按照事實寫曆史，是太史的本分。”
崔杼決未想到一個太史竟敢頂撞他，就惡狠狠地問他：“你打算怎麼寫？”太史伯說：“我寫好了你就知道了。”等太史伯寫完，崔杼拿過去一看，竹簡上刻的竟是這樣幾個字：“夏五月，崔杼弑君。”崔杼說：“你還是另寫吧，不然，就殺了你。”太史伯說：“殺則殺了，寫卻不能另寫。”崔杼就把太史伯殺了。
根據當時的習慣，兄死弟及，太史伯的弟弟太史仲聽說哥哥死了，就抱著竹簡前來接替哥哥的職位，書寫曆史。等寫完一看，還是太史伯寫的那幾個字。
崔杼又驚又氣地說：“天下竟有這樣不怕死的人，你不知道你的哥哥被殺了嗎？”
太史仲說：“太史隻怕寫的曆史不真實，不怕殺頭。”崔杼又把太史仲殺了。
太史仲的弟弟太史叔又來了，他仍如他的兩個哥哥一樣，照實書寫，又被殺了。
太史叔的弟弟太史季是四兄弟中的最後一個，他照樣寫道：“夏五月，崔杼弑君。”寫完後對崔杼說：“你越殺人，就越顯得你殘暴。就是我不寫，天下人也會寫。你可以殺太史，但卻改變不了事實。”說完，伸長了脖子等死。崔杼實在殺得手軟了，歎一口氣說：“我是為了保全國家社稷，沒辦法才擔起了這份罪名，後人是會理解我的。”說完，竟讓太史季回去了。太史季抱著寫好的竹簡回家去，路上碰見南史氏抱著竹簡迎上來。南史氏說：“我以為你也會被殺掉，所以接替你來了。”太史季把寫好的竹簡給他看，南史氏才放了心，兩人都回去了。
明目張膽地抵製上司固然“該死”，一心為皇上效力該不該死呢？如果效力無方，事君乏術，照樣“該死”，漢朝文帝、景帝時期的周亞夫就是個極好的例子。
周亞夫是漢朝開國將軍周勃的兒子，可以算是名將之後，他通曉兵法，善於治軍，也可算得上是一代名將，隻因他不善於揣摩皇上及皇親貴戚的旨意，終於落得個餓死的悲慘下場。
漢文帝後元二年（公元前162年），周亞夫被封為條侯，在此以前三年，他就已是河內郡守了。在河內郡守任上，他文武兼任，擔任掌管民政與軍事的最高長官，在任期間，他在文、武兩方麵都取得了相當的成績，作為個人，他也取得了治理軍政事務的很多經驗。
公元前166年，匈奴單於率匈奴騎兵十四萬侵入朝那、肖關，殺死北地郡尉，一直到達甘肅省鎮原東南地區，匈奴騎兵的偵察員則一直深入到離漢朝都城長安隻有二三百裏地的地方，使漢朝朝野上下大為震驚。在這種情況下，漢文帝一方麵用安撫的措施，準備同匈奴和親，另一方麵則積極備戰。這樣，周亞夫就被從河內調至關中，擔任守衛長安的重要任務。
但周亞夫真正成為一位著名的將軍，則是從駐軍細柳時開始的。公元前158年，匈奴騎兵分兩路入侵，前鋒直逼太原郡，當時是“烽火通於甘泉、長安”。為了阻止匈奴繼續南下，文帝讓中大夫令勉為車騎將軍，駐守狐口；以蘇意為將軍，駐守句注；以張武為將軍，駐守北地。同時，還在長安的東、西、北三麵駐有重兵，以防匈奴突襲長安。當時長安的軍事部署是：祝滋侯徐厲駐守北棘門；宗正劉禮駐守霸上，以周亞夫為將屯兵細柳。
漢文帝是一位節儉謹慎的皇帝，在中國曆史上也是不多見的，為了慎重起見，他親自到西軍和北軍去視察，所到之處，無不傾營出動，候迎天子。文帝看到這種情景，深為憂慮，真不知一旦匈奴襲來，他們如何對敵。但等到了周亞夫軍中，情況則完全不同了。司馬遷的《史記?絳侯周勃世家》有一段詳細真實的描述，極能說明當時的情形，茲摘譯大意如下：
漢文帝親自到軍中去慰勞軍士，車駕直接馳進宮門，無人阻攔，將軍以下的各將領都乘馬出來迎接。等到了細柳營，隻見軍吏士卒都手拿利刃、身披鎧甲，機弩上也搭著箭支。天子的先行官來到營門，立刻被軍士擋住，無法進去，便對守營門的軍吏說：“天子即將駕到了！”守衛營門的都尉卻說：“軍營中隻聽將軍的號令，不聞有天子的詔命，將軍曾經嚴肅告誡過。”過了一會兒，天子的車駕到了，但軍吏仍不開門，文帝無法，隻好派人拿著天子的符節去見周亞夫說：“天子要親自勞軍。”周亞夫這才傳命打開營門。守門的軍吏又對天子的隨從說：“將軍有規定，軍營中任何人的車馬都不能奔馳，違命者斬。”於是，天子隻得讓人牽著馬韁繩慢慢地前行。等到了營內，周亞夫也並未跪拜迎接，他身穿盔甲，對文帝長揖道：“臣甲胄在身，不能下拜，請以軍中之禮相見。”漢文帝終於被周亞夫的這種精神所感動，他起身扶著車前的橫木，改變了原來嚴肅的麵容，並派人向周亞夫稱謝說：“皇帝恭敬地慰勞將軍。”慰勞完畢，天子的車馬就離開了。
隨行的大臣看到這種情景，都為周亞夫捏了一把汗。因為周亞夫雖是為國治軍，為漢室江山治軍，且並無越軌之處，但畢竟對皇帝顯得有點傲慢無禮，不如其他的軍營顯得隆重恭敬。誰知漢文帝在看完了周亞夫的細柳營後，卻十分感慨地說：“這才是真正的將軍啊！先前霸上的駐軍和棘門的駐軍，與周亞夫的細柳營一比，真如兒戲一般。那兩位將軍，是很容易被襲破而俘虜的，至於周亞夫將軍，誰能打敗他呢！”大臣們聽到文帝這樣稱讚周亞夫，才放下了心。
其實，文帝雖然知道周亞夫是為國為君，但也隱隱地覺得他做得過分，覺得皇帝的尊嚴還是受到了損傷，自己的虛榮心多少受到了一點兒刺激。他可能會重用周亞夫，但他不會喜歡周亞夫，這一點是肯定的。
多虧漢文帝是一代名君，他雖對周亞夫有隱隱的不快之感，但因他能克製自己，能從國家大事考慮，還不至於表現出來，甚至在臨死的時候對太子劉啟（即後來的漢景帝）說道：“如果將來國家發生了急難，特別是有人叛亂時，周亞夫可以委以重任。”
果然，漢景帝初年，晁錯提議削藩，使早就圖謀不軌的吳、楚等七國聯合叛亂。危機之時，漢景帝忽然想起了文帝臨死前說的話，在站列兩邊的群臣中找出周亞夫，授他太尉之職，要他指揮軍隊前去平叛。周亞夫既未推辭，又未謙讓，隻是接受任務，更無其他言語。漢景帝雖然找到了一位願意前去平叛的將軍，覺得高興，但同時又覺得周亞夫有些傲慢，可能有點不大尊重或是看不起自己這個年輕的皇帝。
周亞夫也確實不負景帝之望，出兵之後，屢破敵計，屢設奇謀，僅三個月，吳王劉濞被殺，吳、楚叛亂被平定。吳、楚是叛軍主力，他們失敗後，其餘五國也在漢將的進擊之下節節敗退，沒用多久，作亂藩王或是自殺，或是伏誅，七國叛亂很快就平定了。
平定七國叛亂，周亞夫功勞很大，贏得了人們的一致稱譽，漢景帝也重用了他。景帝前元七年（公元前150年），周亞夫被擢升為丞相，丞相為文官之長，幫助天子處理各項事務，職位是十分顯要的，但弄不好也極容易把自己陷進去，像周亞夫這種性格，絕對幹不長久。
首先找周亞夫麻煩的人就是梁王劉武。劉武與景帝同為竇太後所生，是一奶同胞的兄弟，而且隻有這兄弟兩人。竇太後十分寵愛小兒子劉武，對他“賞賜不可勝道”，劉武自己也往往“入則侍景帝周輦，出則同車遊獵”。但就是這樣一個人物，卻偏偏恨上了周亞夫，這恐怕就栽下了禍根。
梁王劉武之所以恨周亞夫，還是因為公事。當時，周亞夫主持平叛，率領軍隊開到了河南一帶。吳、楚聯軍正全力攻梁，周亞夫等人分析了形勢，認為吳、楚聯軍銳氣正盛，漢軍難與爭鋒，決定把梁交給吳、楚聯軍，任由他們攻打。梁王向漢景帝求救，景帝也命周亞夫援梁，但周亞夫給他來了個“不奉詔”，而是派騎兵截斷了吳、楚聯軍的糧道。吳、楚聯軍久攻不下，銳氣盡失，又斷糧草，被迫找漢軍主力決戰，周亞夫則深溝壁壘，養精蓄銳，一舉打敗了吳、楚聯軍。雖然平叛勝利了，但卻與梁國結怨。
周亞夫隻知謀國，不知謀身，終使梁王怨恨。因此，梁王每逢入朝，經常與母親竇太後說起周亞夫，極盡中傷誣陷之能事。時間一長，假話也成真話，何況梁王所說並非假話，隻是對事實的理解不合實際而已。竇太後聽信了梁王的讒毀，經常向景帝說周亞夫的壞話。
景帝前元四年（公元前153年），立長子劉榮為皇太子，但因其母栗姬逐漸失寵，景帝就想廢掉太子，另立王皇後之子劉徹為太子。在中國的封建社會，立太子是大事，因為將來國家社稷的命運在很大程度上都握在他一個人的手裏，稍一不慎，就會引起巨大的災難，況且廢長立幼一般是不允許的。周亞夫初登相位，認為太子並無過失，隨意廢立，會引起混亂。周亞夫秉性直爽，不懂勸諫藝術，對景帝“固爭之”，與景帝發生了爭執。後來景帝說廢立太子是家事，不需外人插手，周亞夫這才無奈罷休。周亞夫的勸諫不僅未能說服景帝，反而使景帝覺得他太過張狂，太蔑視皇帝，因而深為憤怒。
景帝中元三年（公元前147年），竇太後要景帝封王皇後的哥哥王信為侯。王皇後為人十分乖覺，專會討好竇太後，因而博得了竇太後的歡心，穩住了地位。至於封外戚為侯，並非沒有先例，但景帝估計周亞夫不會同意，就先去找他做工作。果然，周亞夫斷然否決，他說：“高祖皇帝曾經與諸大臣歃血盟誓：非劉氏而王，非有功而侯，天下共擊之。”周亞夫搬出劉邦的話壓人，倒還罷了，還直言不諱地說：“王信雖是皇後的哥哥，但卻並無功勞，如果把他封了侯，那就是違犯了高祖的規約。”這自然使景帝十分惱怒，隻是周亞夫持之有故，言辭確鑿，無懈可擊，景帝才不便發火，隻能“默然而沮”。周亞夫阻止了王信封侯，但從此加深了與景帝之間的矛盾，更得罪透了王信。梁王與王信過從甚密，又都恨極周亞夫，於是，兩人聯手，內外夾攻，一起陷害周亞夫。
這件事發生不久，匈奴部酋六人來降，景帝非常高興，並想把他們都封為列侯。其中有一人，是以前漢朝投降匈奴的將領盧綰的孫子，名叫它人。盧綰曾伺機南歸，但終不得誌，終於鬱鬱而死。盧綰的兒子也曾潛行入漢，病死在漢朝。盧它人乘隙南歸，才有這六人來降。周亞夫認為不能封盧它人為侯，便對景帝說：“他的先人背棄了漢朝而投降了匈奴，現在又背叛匈奴而投降了漢朝，陛下如果封這樣的人做侯，那麼又怎麼能責備做臣子的不忠於君主呢？”這次，景帝認為“丞相之議不可用”，斷然拒絕了周亞夫的建議，封六人為侯。其實，周亞夫的話很難說對與錯，這本就是個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事，要看具體情況而定。景帝拒絕周亞夫，倒不全是出於他的話的對與錯，多半出於這樣的心理：不能事事都聽你的，總得聽我一次。
周亞夫見景帝不從，也還知趣，就上書稱病辭官，景帝也不挽留，任他辭退。
如果事情到此了結，那也罷了，問題是周亞夫既然得罪了景帝，又有功勞威望，景帝便不會對他放心。一次，景帝專門宣召周亞夫，想“考驗”一下，看他是不是個知足的人。
一日，景帝特賜食於周亞夫。周亞夫雖已免官，尚居都中，見召即到。周亞夫趨入宮中，見景帝兀自獨坐在那裏，行了拜謁之禮，景帝跟他隨便說了幾句話，就命擺席。景帝讓周亞夫一起吃飯，周亞夫也不好推辭。隻是席間並無他人，隻有一君一臣，周亞夫就感到有些慌惑，等他到了席前，發現自己麵前隻有一隻酒杯，並無筷子，菜肴又隻是一整塊大肉，無法進食。周亞夫覺得這是景帝在戲弄他，忍不住地就想發火。轉頭看見了主席官，便對他說：“請拿雙筷子來！”主席官早受了景帝的囑咐，裝聾作啞，站著不動。周亞夫正要再說，景帝忽然插話道：“這還未滿君意嗎？”周亞夫一聽，又愧又恨，被迫起座下跪，脫下帽子謝罪。景帝才說了一個“起”字，周亞夫就起身而去，再也沒有說話。
幾天過後，突然有使者到來，叫他入廷對簿。對簿就是當麵質問，澄清事實，核實錯誤罪行。周亞夫一聽，就知末日已到，但還不知犯了什麼罪。等周亞夫到了廷堂，問官交給他的一封信，周亞夫閱後，全無頭緒。原來周亞夫年老，要準備葬器之類，就讓兒子去操辦。買了五百副甲盾，原是為護喪使用，又有許多朝廷使用的木料等，可能是周亞夫的兒子貪圖便宜，買了下來，他使傭工拉回家去，又未給錢，使得傭工懷恨上書誣陷。景帝見書十分惱怒，正好借機找茬兒，派人訊問。周亞夫根本不知道這些事情，無從對答。問官還以為他倔強不服，就報告了景帝。景帝怒罵道：“我何必一定要他對答呢！”就把他交大理寺審訊。周亞夫入獄，其子驚問何故，等弄清了原委，才慌忙稟告父親。周亞夫聽了以後，什麼話也沒說，隻是長歎了一口氣。
大理寺當堂審訊，問道：“你為什麼要謀反呢？”周亞夫說：“我的兒子所買的東西全係喪葬所用，怎能談得上謀反呢？”大理卿無話可說，但又知皇上欲置其於死地，必須找個借口，於是發出了石破天驚之判詞：“你就是不想在地上謀反，也想死了以後在地下謀反！”
周亞夫一聽，完全明白是怎麼回事了，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再也無話可說。被關入獄中後，他五日不食，絕食而死。一代名將竟落此下場！
【評議】
其實，周亞夫不明白的地方在於，國與君是不同的，國為公，君為私，忠君未必是愛國，愛國就更未必是忠君。在封建社會裏，雖然理論上把君、國看做一體，把國看做君的一家之產業，而實際上並非如此。如果你損害了君的一己之私欲而為國謀福利，你必定會大倒其黴。高調唱得好聽，其實也隻是為了使自己的私欲合理化而已。如果真是君、國等同，那中國曆史上也就不會走馬燈般地改朝換代了。
“不反地上，亦反地下”，這在人類曆史上是絕無僅有的判詞。其實也不必奇怪，在傳統的中國，最不講理的有兩個地方，一是妓院，一是宮廷。妓院是社會的最下層，隻認錢不認理，有錢就有理；宮廷是社會的最上層，誰也管不了，有權就有理。因而，妓院和宮廷又是最沒有道理的地方。妓院裏的昏天黑地，宮廷裏的黑白顛倒，實在是一模一樣的事。
不過，周亞夫死在宮廷總比死在妓院好，據說還能落個忠臣直吏的美名，倘若跑到妓院裏去維護正義，被人一拳打死，那會落個什麼名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