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音樂為職業的是少數音樂家，而與音樂有這樣或那樣聯係的是大多數社會成員。在日常生活中，無論是清晨去廣場觀禮升旗儀式，還是傍晚在家中收看新聞聯播；無論是出席國家的盛大慶典，還是參加個人的生日派對；無論是出席生者的婚禮，還是參加逝者的葬禮……音樂總是環繞在我們耳邊，激蕩在我們胸中。《婚禮進行曲》讓我們熱愛生活，《葬禮進行曲》使我們珍惜生命；斯美塔那的交響套曲《我的祖國》讓我們感動，西貝柳斯的交響詩《芬蘭頌》使我們振奮；一首《馬賽曲》讓我們想起法蘭西民族的曆史，透視出“自由引導人民”的壯闊曆史畫卷，一首《義勇軍進行曲》使我們想起中華民族的曆史，透視出中國人民從東南西北悲壯奮起的宏大曆史場麵……“沒有音樂，國家無法生存”（莫裏哀語）；“沒有音樂，人生是一個錯誤”（尼采語）。音樂使最深刻的情感和最嚴謹的思想這兩個極端結合在一起，給人以情感的鼓舞和思想的力量，從而“使人類的精神爆發出火花”（貝多芬語）。
音樂包括聲樂和器樂，一部音樂史，就是聲樂和器樂此起彼伏、相互影響以至於相互交融的曆史。從亨德爾的清唱劇、舒伯特的藝術歌曲，到莫紮特、威爾第、瓦格納的歌劇；從巴赫的協奏曲、貝多芬的交響曲，到德彪西的前奏曲、勳伯格的變奏曲；從帕勒斯特裏那創造複調合唱、蒙特威爾第創造管弦樂隊，到貝多芬創造聲樂與器樂高度融合的《第九交響曲》；從柴科夫斯基的芭蕾舞音樂、伯恩斯坦的電影配樂，到施特勞斯根據尼采的哲學著作《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創造的交響詩，再到戴留斯同樣根據尼采的哲學著作《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創造的歌劇……音樂的不斷發展體現著音樂家對人的聲音與物的器樂如何在空氣中振動的不斷理解和創造，體現著音樂家對自然、社會和人本身的不斷發現和建樹。“每個人都在前人的基礎上建樹，卻又人人不同；每個人都是一個星座，又各有自己的天地。在音樂中，巴赫發現了永恒，亨德爾發現了光輝，海頓發現了自然，格魯克發現了英雄，莫紮特發現了天堂，貝多芬發現了悲痛和勝利。”（海涅語）
哲學家黑格爾斷定：“音樂是心情的藝術”，並認為“靈魂中一切深淺程度不同的歡樂、喜悅、諧趣、輕浮任性和興高采烈，一切深淺程度不同的焦躁、煩惱、憂愁、哀傷、痛苦和悵惘，等等，乃至敬畏崇拜和愛之類情緒都屬於音樂表現所特有的領域”。音樂是“心情的藝術”，與音樂家個人的“內心生活”密切相關，但音樂不僅僅是音樂家個人的“心情”，不僅僅是音樂家個人“內心生活”的體現，更不是僅僅出自音樂家個人內心的“純粹聲響”。從根本上說，音樂是主觀創造和客觀描摹的統一。音樂家個人“心情”的背後是社會“表情”，音樂家個人“內心生活”的背後是社會生活。無論是宗教音樂，還是世俗音樂；無論是尼德蘭音樂，還是巴洛克音樂；無論是印象派音樂，還是第二維也納派音樂；無論是古典音樂，還是新古典音樂；無論是浪漫主義音樂，還是後浪漫主義音樂……都是社會生活的一種特殊的反映和升華，體現的是人類的發展、社會的演變和時代的風雲變幻。
透過“格裏高利聖詠”、帕勒斯特裏那的《教皇瑪切爾彌撒曲》、蒙特威爾第的《奧菲歐》，我們可以體會到宗教的威嚴及其強大的滲透力，可以看到中世紀演變的脈絡；透過貝多芬的《英雄交響曲》，我們可以聽到法蘭西民族急促的呼吸，可以看到驚心動魄的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摧枯拉朽、無所畏懼；透過呂其明的《紅旗頌》，我們可以聽到中華民族粗獷的呼吸，可以看到波瀾壯闊的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前仆後繼、赴湯蹈火；在柴科夫斯基的《悲愴交響曲》中，我們不僅能體會出他個人的悲涼的心情，而且能領悟出那個時代的痛苦的呻吟，領悟出俄羅斯最黑暗年代一代知識分子的精神苦悶和內心掙紮；在肖斯塔科維奇《第七交響曲》中，我們可以感受到蘇聯衛國戰爭的慘烈、悲壯、崇高，不僅能看到肖斯塔科維奇個人的“孤魂”，而且能看到戰爭中的“所有亡魂”，不僅能體會出肖斯塔科維奇個人的悲傷之情，而且能體會出整個蘇聯人民的燃燒的激情……“音樂展示給我們的，是在表麵的死亡之下生命的延續，是在世界的廢墟之中一種永恒精神的綻放。”（羅曼·羅蘭語）如果說哲學是為曆史留下的理論的反思，那麼，音樂就是為曆史留下的聲音的注解。在我看來，音樂是人類的“心情”，是社會的“表情”和曆史的回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