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大衛這時候的身份比較曖昧，他一方麵是資方嘉禾的製片人，另一方麵又是勞方李連傑的經理人。這種矛盾的雙重身份，假如勞資雙方有了矛盾衝突時，他究竟該站在哪一方為誰說話呢？與嘉禾的交往，一直夾著中間人羅大衛，許多指示都經由羅大衛來轉達，李連傑與嘉禾的頭頭鄒文懷等，隻限於認識而已，中間的一切全由羅大衛張羅著。
羅大衛雙重身份，並且涉及到雙重利益，許多的事並未全心為李連傑爭取，有時還要耍官腔。當李連傑提出為了追討片酬罷演《男兒當自強》的時候，羅大衛恐嚇李連傑：“不簽嘉禾，其餘三百萬元的片酬，嘉禾是不會付的。”李連傑於是委托律師幫助，向嘉禾追討應得的利益。但事後結果居然是：嘉禾不會再付李連傑300萬元。若他毀約不完成其餘兩片，李連傑要賠償嘉禾600萬元。這些使李連傑對嘉禾的做法有著強烈的不滿，時間長了，雙方積怨難解。
於是，李連傑答應多給半年時間，完成兩部片子。唯一條件是：過期每日嘉禾付他2.5萬元。但羅大衛的回複是：“不得再提條件，半年每月隻付5萬元。”而羅大衛的傭金是2萬元，李連傑隻得剩下的3萬元，但為了生活，李連傑也隻好接受，因他要嘉禾幫他申請美國綠卡。
嘉禾與李連傑之間矛盾仍沒有解決，嘉禾再次提出續約兩年，李連傑表示願意考慮，用緩兵之計要求回美國補辦綠卡的手續。而嘉禾又使出同樣的手法威脅說，如不簽約，就上不了飛機，走不了。這段時期，李連傑真正感到江湖險惡，人心叵測，世態炎涼，心灰意冷。在香港太受人壓製，時常被人利用，隻想什麼也不要了，重新回到北京開始簡單的生活。
羅大衛此時又對李連傑說：“嘉禾有最好的律師，你鬥不過他們。”李連傑當時一個人身處香港，也沒有經曆過比較複雜的環境，幾十年練武生涯接觸的都是比較單純的人和事，到了香港所有一切事物都是羅大衛代為打理，李連傑也一直把他當作推心置腹的好兄弟。當時完全是孤軍奮戰，那種憤怒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
在若幹年後回憶到這件事，他說：“我當時心情又痛苦又激動，沒有心情再想電影了，隻想放棄。想想300萬元不要算了，隻想回美國的家好好靜一靜，於是叫嘉禾為我辦簽證，因為來香港的證件是嘉禾擔保的。在美國，我正申請綠卡。但在我離港的前一晚，羅大衛告訴我，若不簽約嘉禾公司並繼續完成兩部片約，嘉禾會取消我的簽證，並停止我申請綠卡，一切自負後果。”
這樣的威脅，逼迫李連傑態度逐漸強硬，甚至誓言“絕不簽約”，也表示罷演《男兒當自強》。嘉禾公司對李連傑的這招釜底抽薪極度不滿，馬上召開會議。嘉禾高層經過商量，決定棄用李連傑，重新物色新的黃飛鴻角色來替代李連傑，作為導演的徐克雖然不認同但也毫無辦法，誰叫他當時人微言輕呢。隻能很無奈地表示“廢了總比失敗好”。可就因為如此讓李連傑和徐克的友誼開始降溫，李連傑認為徐克既然知道是嘉禾的錯，也不幫他極力爭取，還去挑演員接替他，再加上李連傑1992年為利智籌款而賣身永盛，兩個人之間的知遇之恩開始結冰，之後更是到了不能相容的地步，徐克放言永不錄用李連傑。
“我不要錢，什麼也不要了，還來追我，還來迫我……一念之間我想到自己的身份、身世，是不是因為大陸人，沒有像樣的護照，所以人家可以這樣對我……”
李連傑當時異常激動，難以平靜心情，拉著羅大衛以朋友的身份來判斷此事誰對誰錯。羅大衛說：“嘉禾是錯的，他欠你錢。”但令李連傑意想不到的是羅大衛和嘉禾是一夥的，羅大衛抽走他傭金的大頭，所作所為都有嘉禾在背後撐腰。
事情到了這一步，李連傑真是始料不及。令他擔憂的是，一個人單槍匹馬很難鬥得過當時的影視巨頭嘉禾公司。這時候，富藝電影製作公司的老板蔡子明找到了李連傑，他絕口不提拍片之事，隻是說“英雄”看重“英雄”，對李連傑武術才華極為賞識，非常希望彼此結識交往，建立友誼。經過兩人交談研究後，他認為還是與嘉禾進行協議，並出謀劃策和李連傑一起來應對嘉禾的壓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