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衡的巨龍:中國經濟的寓言與預言1(1 / 2)

|序|

中國經濟結構真的失衡了嗎?

——再為傅勇序

張軍

(複旦大學“當代中國經濟”長江特聘教授、

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

11月的杭州,秋色漸濃。我決定來杭州住上數日。玉皇山下,西湖長橋生態公園,是我每天上午出來看書和散步的地方。下午回到賓館,會為一些雜誌審閱論文或者思考一些重要的理論問題,其中一個理論問題就是“中國經濟結構失衡論”。

這是一個目前被廣為接受的命題: 中國經濟內部結構嚴重失衡。不僅如此,這個內部的失衡通過貿易渠道進而導致全球經濟的失衡。中國需要承擔責任,通過平衡內部的結構來幫助全球經濟恢複平衡。過去,坊間為了譏諷經濟學家,往往說10個經濟學家會冒出11個觀點。可是現在,對中國經濟的判斷卻出現了少有的一致性。我實在好奇這其中的緣由。

我曾經向我的學生們談過我對中國經濟結構失衡論的一些批評。這些批評的想法是這兩年積累起來的。隻是近來我在讀書時發現,可以把我的這些想法放到一個對結構主義方法論的批評的框架中去。這樣,對失衡論的批評就有了理論的基礎。

我知道,結構失衡說深得人心,不僅因為它的邏輯簡單,易於推理,恐怕更是因為這樣的說法做到了“政治上正確”(Politically Correct)。首先在美國,中國經濟結構失衡說毫無疑問符合美國的主流政治,也給全球化時代美國經濟的競爭力衰退、失業以及金融危機尋找到了一個“替罪羊”。而結構失衡說在中國國內也迎合了日益高漲的民粹主義情緒,與國內新左派的(反市場)自由主義的思潮和價值取向較為吻合。在新左派知識分子眼中,中國經濟的增長過度依賴投資驅動,從而導致勞動收入占比下降,進而導致消費不足,必將形成經濟發展的不可持續乃至停滯。這個邏輯與經典馬克思主義的分析傳統當然是一致的,更與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左派經濟學家(如盧森堡和斯威齊等人)用於批判資本主義經濟的“消費不足”說有驚人的相似之處。

序失衡的巨龍可是,盡管“政治上正確”,建立在這種傳統的結構主義觀點之上的結構失衡說卻是對中國經濟(以及全球經濟)的嚴重誤判。在經濟學上,結構主義的分析方法有嚴重的缺失,常常僅為極少數左派經濟學家用來宣泄對市場經濟的偏見和仇視,也多在經濟蕭條時浮出水麵,根本無法為經濟增長和發展經驗提供正確的理論解釋。因而他們大多數是過眼煙雲,在經濟學說史上難以留駐光彩。

傳統的結構主義分析方法在今天的中國大陸正大行其道,甚至還被賦予了一個十分生動的名字:“三駕馬車”。中國經濟結構失衡論就是從這個“三駕馬車”的機械運動和並不可靠的統計數據中簡單推論出來的。根據這個三駕馬車來推論,中國經濟的增長過度依賴投資和出口,在內導致消費需求不足,在外則必然產生過度的順差積壓。

中國經濟結構變化快,由於全球化導致的資本流動和跨國生產方式的變化,統計失真已經成為一個嚴重的問題。就中國經濟而言,很多時序數據受各種外在因素的幹擾很大,不經過可靠的方法來調整“毛數據”就直接拿來說事是容易誤導政策製定者的。統計重要了不等於統計可靠了。在國內,被廣泛用來描述中國經濟結構失衡的比例關係的證據,有些可能就是統計失真本身造成的偽像。

我曾經連續發表幾篇文章來說明我們應該如何謹慎解讀關於消費、投資以及勞動收入占比等這些時序數據,如何把數據放到中國經濟發展的階段和規模的背景中去加以考慮。的確,在觀察和理解中國經濟模式時,不能忘記的是它的巨大規模。巨大的經濟規模(可以用國內生產總值或者固定資產投資額來衡量)很容易使許多現象被放大尺寸,但這並不改變問題的性質。比如,很多人隻看到在華外商直接投資的規模巨大就認為中國經濟有過分依賴外資的傾向,殊不知即使在最高年份,外商直接投資也沒有超出當年全部固定資產投資的10%,大多數年份僅占5%不到,比很多被認為不怎麼依靠外資的經濟體(如印度、韓國等)都低。

作為正統的經濟學家,正確的觀點應該建立在一般均衡的概念之上。比如彙率問題,假如人民幣真的被嚴重低估了,從最簡單的角度出發,我們就應該觀察到中國的貿易順差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明顯高出那些與中國有相似出口產品結構的經濟體(如東南亞國家),而事實並非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