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麵政府重農抑商，另一方麵資金難以周轉，上沒有政府政策的支持，下沒有民間經濟的扶助，開發商想專業起來都難。直到民國時期，出現了外國銀行，開發商才得到了真正的發展。
有人說，過去也有不少囤地的，買賣倒騰得也很紅火，靠倒房發家是小菜一碟！這麼想就錯了，當時的政府，並不允許商人購置大量土地。唐玄宗在位時，土地政策裏有這麼一條：“應給園宅地者，良口三口以下給一畝，每三口加一畝，賤口五口給一畝，每五口加一畝……諸買地者不得過本製。”可見，政府給老百姓的宅基地取決於家庭等級和人口，百姓可以另外購買，但麵積有限，不能超過政府指定指標，即平民三口人一畝宅基，賤民五口人一畝宅基。再有錢的商人也是賤民，家業再大也必須按照政府的規定買地，唐朝法律規定：“諸占田過限者，一畝笞十。”即有買地超標的，超了一畝打十大板。
環境與政策的限製，讓房地產遲遲發展不起來，除了像竇乂這樣懂得打理關係的開發商，一般人都難以把地產這個蛋糕做大。雖然買房不易，但是皇帝要拆房那真是相當霸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遇到拆遷，老百姓也隻能認栽。當然，像宋神宗一樣製定拆遷補償計劃的開明聖主也還是存在的，他修城牆占民宅按照計劃補償百姓錢財，平均每戶能拿到的錢相當於今天的四萬五千六百元人民幣。這在當時來講是筆不小的數目，但在京城依舊買不起房。
古代名人怎樣解決住房難的問題
在中國，北京、上海這樣的大城市的房價並非一般人能夠承受。在古代，房價依然有高有低，首都的房價明顯偏高，即使是名人，依舊買不起房。北宋時期的蘇東坡至死也沒能在首都開封添置宅院，隻是在其他的小城市買了幾套宅子。蘇東坡的弟弟蘇轍，也在古稀之年才在開封南邊的許昌購得一宅，還為此事寫詩說“我生發半白，四海無尺椽”（意思是我活了大半輩子，兩鬢斑白之際還是居無定所），又說“我老未有宅，諸子以為言”（意思是年老還沒有宅院，子嗣們因此總在抱怨我）。蘇東坡的兒子結婚時，也是靠借宅把兒子的喜事辦下來的。
古代的名人中，不止北宋的蘇氏兄弟如此，唐代的白居易也為買房費盡心思。古代人買房子，也跟現代人一樣，要考慮很多因素。
白居易苦讀到而立之年終於混到“中央辦公廳”做了個“校書郎”，專門負責校對機要文件，在當時也算是個九品芝麻官，領著一萬六千錢的月薪，在京城東郊租茅草房居住，省吃儉用攢了十年月俸，還是沒能在京城購得一宅。之後白居易深覺長期租房不妥也不便，就到了陝西渭南安家，平時住在京城租賃的茅草房，周末節假日回渭南。這樣的經曆，其實已經和現在在大城市打工攢錢，隻為購得一蝸居的白領相差無幾了。
說古代買房難，其實賣房也不是自己家的事。
買房的人除了看價格，也要考慮環境和位置，和我們現代人買房無異，比較有名的典故是孟母三遷。現代人買房憑什麼？首先看你房子的各種證件是否齊全，再看這房子質量環境是否優良，都滿意了，出售時要經過物價局、房管局的批準。在古代不是，買主想買這家的房，要先征得賣方的家人、親戚、鄰居的同意。也就是說，要帶上紙筆和印泥，讓這個街道上的鄰居，以及沾親帶故的各種親戚簽了字按上手印，這個房才能交易。如果很不巧，賣主和鄰裏之間有糾紛，這房想出售就難了。
古代人慘淡的蝸居生活
北宋大學士陶轂說過：“四鄰局塞，半空架版，疊垛箱籠，分寢兒女。”講的就是房子空間狹小，把普通的一間房改成了如今的躍層居住，空間太小，床根本放不下，就拚箱立櫃讓孩子們睡在上邊。一家幾口人擠在一間小房子裏蝸居，和現代城市裏的蝸居現象如出一轍。宋朝的張仲文也寫了本書，叫《白獺髓》，說：“妻孥皆衣蔽跣足……夜則賃被而居。”講的就是辛苦攢起來的錢都用在買房上了，省吃儉用，搞的妻兒衣不蔽體，就連晚上蓋的被子都是租來的。這就是古代的房奴生活。
清朝光緒年間，有一首竹枝詞唱道：“搭得天棚如許闊，不知債負幾多錢？”唱的就是京城有人無錢買房，就四處舉債蓋房，等住上以後再慢慢還債的事情。
清朝時期，漸漸出現了業主拿著房產證到當鋪辦理貸款。民國時期，才有了從外國學來的住房按揭，到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後，按揭買房才逐漸普遍。
由此看來，買房難其實已經存在了幾千年。在古代，也並不是人們想象的那樣，自己攢錢買塊地，蓋上三間瓦房就不愁刮風下雨無處躲，更不用落到“以天為蓋，以地為廬”的窘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