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沒想到辮子兵燒殺殺過了頭，把三個日本人也報銷了，惹出了外交事端，日本公使不依不饒，非要把張大帥撤職查辦不可，外務部好說歹說，千陪情萬陪錢，才保住了張勳的官位，但是條件是，張大帥必須放下身段，親自率領辮子兵，到南京的日本領事館道歉。辮子兵遇見洋人，凶不起來，盡管有一萬個不情願，張勳隻好帶著部下，拖著辮子到日本領事館道歉，鞠躬如儀之後，日本領事指著張勳腦後的大辮子說：這玩意不衛生。
不衛生的大辮子，張大帥後來一直拖著，不過，從此以後學乖了，不再誤傷洋人，即使在最得意也最失意的複辟時期，也是如此。所以，複辟失敗，才可以躲進荷蘭使館，在洋人護佑下，全身而退。
愛皇帝愛得不得了的張勳，遭遇了洋人，直不起腰來，很是委屈，討厭皇帝討厭得不得了的馮玉祥，也遭遇過洋人，同樣是東洋人，卻有幾分瀟灑連帶幾分滑稽。那是在幾年之後，身為旅長的馮玉祥被派往湖南常德做鎮守使，其時，中國的民族主義正在興起，常德也有反日示威，日本商人於是推領事去找馮玉祥，要求製止反日行為，保護日本商人。馮玉祥痛快地承諾，每個日本商店派兩個士兵“守護”，荷槍實彈，刺刀明晃晃的，隻要有人進店，士兵就前去盤查，一來二去，弄得日本人的商店門可羅雀，日本商人受不了，隻好請求撤去保護，民眾反日的事兒，也不好提了。
北洋時期，是個軍閥自己對自己的官銜說了算的時代。中央政府要想解除一個手握兵權的軍閥的官職，比登天還難，不到萬不得已，不會出此下策，即便出來這個下策，實際上也執行不了，對軍閥而言，大不了去一個空頭銜，但對中央政府而言，卻添一個敵人。滿清時代，洋人在地方碰到麻煩，公使到總理衙門一交涉，中央政府一個命令，地方都害怕，軍人也不例外，隻有讓步“保護”的份。但北洋時期這種事有點行不通，隻要地方軍閥安心找洋人的晦氣，中央也無可奈何，除非洋人肯自己出頭，派兵過來，但是一般的小事又不值得大動幹戈，所以，碰上馮玉祥這樣的人，不僅派兵“保護”過日本人，而且據說還動過粗，跟鬼子罵過街，洋鬼子也拿他沒辦法。實際上，其實當時隻要張勳挺住，大可以不必受那個委屈。不過話又說回來，對於那些見了洋人硬氣不起來的人而言，不管什麼時候，也不管自己什麼地位，攤上事兒，遇見洋人，總歸要低頭。
說了不白說，做的必須做(1)
我們的各種機關是特別喜歡發布禁令的所在，每年都有新的禁令出台，從不許上班時間打撲克，到禁止領導擁有女秘書，不一而足。有些禁令保持了跟法律條文的高度一致，比如不許受賄，不許貪汙，不許泄露國家機密，禁止強奸幼女等等。有些禁令則保持了跟日常生活的密切關係，比如婚事不許大操大辦，吃飯限製幾菜幾湯，禁止接受異性按摩等等。不過，無論什麼樣性質的禁令，命運都一樣，兩個字：沒用。既然沒用，卻還非要有，每年敘舊翻新，禁令套禁令，年複一年，誰都記不得到底哪個禁令是舊瓶舊酒，哪個是新瓶新酒，哪個是新瓶舊酒，反正不管新舊，禁令總是要出的。
為何如此？其中的奧妙曆史上早就有明示。清朝秕政，高官家的門子收“門包”，即對有事來見者索取賄賂，要算不大不小的一個。此風晚清尤甚，慶親王奕劻多年秉政，權傾朝野，本事有點，但貪心更大，因此他家門子門包收的最多，也最橫。不管是誰，也不管是公事私事，想見慶王爺，都得留下買路錢，否則概不通稟。奕劻家門包的名聲大，大到連西太後老佛爺都知道。知道歸知道，老佛爺也管不了，對前來打小報告的人，顧左右而言他。一次，一位官員獲派江西提學使（這是新政之後的官），按規矩得拜訪各個軍機大臣之後才能赴任，奕劻為首席軍機，不能不拜，可巧這位官員是個窮京官，掏不出據說達72兩之巨的慶王府門包，因此被擋駕。最後官員急了，指著門房牆壁上貼的奕劻嚴禁收受門包的手諭說，王爺說了嚴禁，你們怎麼還收？門子道：王爺那個話不能不這麼說，我們也不能不這麼做，總而言之，大人您的銀子不能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