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國祚綿長，經濟繁榮，文化發達，政事繁複，人物眾多，階級關係和民族關係錯綜複雜，史事特別豐富，僅就保留下來的文字記載，據近人初步統計，就有四億字左右，窮一個人的畢生時間，恐怕也隻能勉強通讀一遍而已。即使是單純了解兩宋政治發展的曆程，重要製度演變的軌跡，重大事件的來龍去脈，著名人物的活動出處等方麵的內容，也不是一件容易之事。為此，筆者在積極汲取史學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希望能寫出一部條理較清楚、重點較突出，能扼要地反映整個宋代基本政治輪廓的史書來，以適應當前學術界和社會的需要。但是，由於受篇幅和精力所限，即使事涉政治方麵的一些重要內容，本書也有許多未遑顧及或未能深入地進行研究和論述，對此深以為憾。好在當前已有學者撰寫了有關宋代職官、科舉、法製、監察等方麵的專史，足以彌補本書之不足，隻得以此聊作自慰。
這裏尚須略作提及的有兩點：一是筆者以前曾經與徐吉軍研究員共同撰有《南宋史稿》一書，其中南宋的政治和軍事部分由筆者承擔，因此在撰寫本書時，部分內容不可避免地會與前書出現重複，有些內容經筆者進一步研究和考證後，可能又會與前書有所不同，這是需要向讀者說明的。二是本書在闡述曆史的過程中，比較注重對有關史料的考辨，力圖將一些被古人有意無意歪曲了的記載加以澄清，盡可能地還曆史以真實的麵貎。對某些陳陳因襲、似乎已成定論的觀點，發現自以為有不合史實之處，也不揣識昧，難免要作出一些商榷，以便將自己的淺見呈現在讀者麵前。對政治人物的記載和評價則力求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打破對正麵人物隻載其嘉言懿行，或千方百計地加以拔高、諱飾，對反麵人物隻言其劣跡和罪行，甚至道聽途說的貶詞也作為信史，而不問其他的陳舊史法。在評價時力求做到有功言功，有過言過，功不飾過，過不掩功。這不是和稀泥，搞折衷，更不是搞翻案，因為惟有如此，才能對曆史人物做出公正而客觀的評價，避免作出悼詞式的或判決書式的結論。
本書的某些觀點可能不夠成熟，但寫出來的目的無非是為了拋磚引玉，以利於將宋史研究引向深入，以利於史學園地中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
當然，由於自己水平有限，全書錯謬之處一定不少，還望讀者不吝批評教正。
2001年秋天，正當筆者準備撰寫本書之時，不幸遭遇喪母之痛，巨大的悲哀整日環繞我的腦際，幾乎使我久久動不了筆，人也變得消沉起來，因為當時自己已快到退休年齡，真想從此擱筆休息。但一想到慈母王雲霞女士生前要我“做好人，講好課，寫好書”的諄諄教導，回憶起她隻要身體許可，就經常站在我的身旁，笑眯眯地看著我撰寫論著，甚至有時候還幫我打扇的情景，又使我增加了不少勇氣。因此，不違母訓，當是我完成本書和後來一個又一個研究課題的極大動力。
本書卷首印有蘇軾行詞的《範純仁告身》（局部）和南宋時候所刻印的《輿地圖》複印件。這兩件珍貴文物的原件，皆收藏於日本，承蒙日本早稻田大學文學部近藤一成教授厚意，二十多年前就已經將它們的複印件和所拍照片贈送給我，今天遂得以與讀者見麵，在此謹向他表示深深的謝意。
在本書撰寫過程中，賢妻向幼琴女士對我的幫助最大，她除了要承擔全部的家務以外，還要不時地為我核對史料，通讀書稿，糾正文字和內容上的錯誤，並經常與我一起工作到深夜。雖然對她來說，這完全是一項額外負擔，但仍然做得細致認真，一絲不苟，從未有一句埋怨之辭。何兆泉、鄭瑾、魏峰三位博士在繁忙的本職工作之餘，抽出寶貴時間，幫我認真地通讀書稿，並核對了部分史料，糾正了一些失誤，對本書的幫助也很大。
本書因浙大人文學院常務副院長廖可斌教授的大力支持和幫助，才爭取到浙江大學“十五”211工程出版基金的資助。浙江大學出版社張道勤編審，對書稿作了非常認真、負責的編輯工作，真正可謂是一絲不苟，為此付出了辛勤的勞動。對上述學者和為本書出版提供了種種可貴幫助的同仁，筆者在此謹向他們一並致以由衷的感謝。
浙江大學人文學院中國古代史研究所何忠禮
2006年12月修訂於杭州鳳起苑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