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習和研究宋代史，正確界定其所處的時代十分重要，因為它直接關係到認識這個朝代的特點和對後世所產生的影響。二十世紀一二十年代，日本著名東洋史學者、京都大學教授內藤虎次郎（內藤湖南）根據唐宋之際發生的各種巨大變革，首先提出了宋代近世說的觀點。他在1910年發表的《概括的唐宋時代觀》一文中指出：在政治、社會、文化等諸多方麵，唐與宋之間存在著一個很大的斷層，宋以後應該是近世。從而明確地提出了宋代近世說的觀點。1918年到1920年，內藤在他所撰《中國近世史》一書中進一步論證了這一觀點，他將中國古代社會劃分為古代（先秦到東漢後期，即三國以前）-中世（三國、兩晉至唐末）-近世（五代以後，即宋元為近世前期，明清為近世後期）-近代（鴉片戰爭以後）這樣四個發展階段。內藤氏認為，唐宋之間在中國曆史上是一個大的區分時期。他對宋代近世說規定的基準是：一、貴族政治的崩潰和君主獨裁的出現。他認為六朝至唐中葉是貴族政治最盛的時代。這裏所指的貴族，並非血緣貴族，而是指士族勢力，如唐太宗即位後，他命人調查貴族的譜係，發現第一流的世家是博陵崔氏和範陽盧氏等，太宗本家的隴西李氏，不過位於三流。這種貴族政治在唐末至五代終於走向衰落，代替的是君主獨裁政治，任何人要做高官，不能靠世家特權，而是由天子的權力來決定和任命。二、官僚地位的變化。從他們進身入仕來說，以前靠察舉，現在靠科舉；從權力來說，以前還有相對的一些獨立權力，如封駁之類，後來越來越成了皇帝的工具，即使宰相，也不再是輔佐天子，而與秘書官差不多。三、百姓的地位發生顯著變化。這表現在農民開始從束縛在土地上的製度（均田製）下得到自由解放（兩稅法），土地可以自由買賣，從而使私有財產權得到確立。四、貨幣經濟從宋代開始有了很大發展。五、庶民文化的勃興。這裏的文化包括經學的變化，文體的變化，民間文藝的興起等等。換言之，唐宋之間，無論是政治、社會、經濟還是文化等方麵，都發生了曆史性的變化，表明唐宋之間確是中國古代史上的一大分水嶺。這就是內藤虎次郎的唐宋變革論和宋代近世說。其說後來為他的學生、京都大學教授、著名史學家宮崎市定及其弟子所繼承和發展，從而形成了所謂的京都學派。
1945年以前，日本史學界對宋代近世說沒有人提出過明確的反對意見。
但是，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隨著日本人對中國認識的反省和唯物史觀的傳播，這一觀點受到了挑戰。1947年，自東京大學畢業的學者前田直典繼承其老師加藤繁教授的觀點並加以發揮，起來批判宋代近世說，他將中國古代史劃分為：古代（唐以前）-中世（宋元）-近世（明清）這樣三個發展階段。
他的這一觀點發表在1948年《古代東亞的終結》一文中，給當時的學術界以極大的衝擊。前田氏認為，唐以前的社會政治、經濟和階級關係，與內藤、宮崎兩氏所謂的古代（三國以前）並沒有什麼不同，即“京都學派的中世與他們所謂的古代，十分難以區別”。因而應當仍屬於古代時期，唐代的文化所以能為古代日本所接受，那是因為從本質上來說都具有古代性質的緣故。
進入宋代則是農奴製時代，亦即近世。由東京大學畢業的周藤吉之教授，於1948年發表了《宋代的佃戶製》一文，從各個角度論證了宋代農民的地位，作出的結論是：“宋代的佃戶一般地隸屬於地主，不能自由地脫離地主而獨立，生活也依靠地主，如奴隸般地被役使，社會上也把他們看作準奴隸。”這就為前田直典所謂的宋代中世說找到了階級根據。前田和周藤兩氏關於宋代中世說的觀點，得到了東京許多著名史學家的支持，從而形成了與京都學派相對立的東京學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