岩倉等人“冒寒暑，究遠邇，跋涉於窮鄉僻壤，采訪於田野農牧，觀覽城市工藝，了解市場貿易……”，考察的收獲是顯著而巨大的。使團成員震驚於西方工業革命帶來的先進和富足。在英國，“所到之處，沒有一樣是土地生產的東西，隻有煤和鐵，產品皆從外國進口(原料)，(加工後)再運往別國。機器工廠之盛行，超過以往的傳說”。然而使團成員並沒有停留在表麵的對“西洋技藝”的讚歎和豔羨，他們在認真思索和探尋歐美資本主義其內在的體製原因。他們認識到，“西洋一令一法，皆考慮人民財產生理，以保護人民為主旨……此乃保其富強之所在”。歐美資本主義在經濟製度及各項法則保護和鼓勵工商業的發展，這種內在的體製，是其富足的保障。負責考察西方產業情況的大久保利通對此深有體會:“大凡國之強弱，在於人民貧富;人民之貧富，在於物產之多寡;而物產之多寡，在於是否勉勵人民之工業。歸根結底，未嚐不在於政府官員之誘導與獎勵……為國為民負其責任者，必當深思熟慮，由工業物產之利到水陸運輸之便，係屬保護人民之緊要，宜按國之風土習俗，民之性情知識，製訂其方法，以此為今日行政上之根本，保持其已開成者，誘導其未就緒者。”岩倉使節團如此興師動眾大規模地出訪，實在是收獲巨大，對於日本的近代化進程，實質性的資本主義改革，具有重要的曆史意義。對於岩倉使節團的考察報告，明治天皇在給岩倉的回信中指示:“我們旨在從盛行於開化國家的不同製度中選擇最適合日本現狀者，適用於革新和政俗的改善。”如何脫亞入歐，現在，日本已經很清楚了。日本與中國幾乎是同時進行“洋務運動”，但彼此之間際遇卻是頗令人感慨和深思。岩倉使節團出訪西洋各國之後不久，中國也有這樣的一個機會，對西方文明進行詳細考察，並也寫出了類似的考察報告，供大清帝國上上下下參考。這就是郭嵩燾的《使西紀行》。《煙台條約》規定中國必須派高官出使英國，但大清帝國那時還根本沒有國際化的現代外交概念。那些以“禮儀之邦”自居的大清帝國國民，是絕對看不起“蠻夷之邦”，輿論上甚至將派赴“出洋”等同視為“賣國”，當時的大清帝國官員，沒有人願意去承擔此一“有辱斯文”的任務。在李鴻章的推薦下，福建按察使郭嵩燾於1875年出任首位駐英國公使。郭嵩燾是湖南人，消息傳來，為其歎息之聲不絕於耳，“徒重辱國而已，雖有智者無所施為”，郭“以生平之學行，為江海之乘雁，又可惜矣”。“郭侍郎文章學問，世之鳳麟。此次出使，真為可惜。”更有甚者，愚昧的湖南士紳居然是群情激憤，認為郭嵩燾丟了湖南人的臉，要開除他的省籍，砸郭家的宅院。
麵對巨大壓力，郭嵩燾也心力俱疲，幾次以告病推脫，但都未獲準，終在1876年12月從上海登船赴英。
郭嵩燾在當時是頗具爭議的一個有名人物，以其懂洋務著稱於世，在政壇上也是幾起幾落。郭嵩燾早年隨曾國藩幫辦軍務時接觸到西方文明，在上海時對西方的種種新奇器物大為驚歎，他還認真研讀了《日不動而地動》等自然科學圖書，由此歎服而傾心西學，成為洋務派的重要一員。郭嵩燾行前，朝廷應總理衙門之奏請，詔命郭嵩燾將沿途所記日記等谘送總署。
這一詔命，正合郭嵩燾心意，他早就有想法要將他所了解的西方文明介紹到中國以震醒夢中的國人。
到了英國之後，郭嵩燾盡心盡力，寫出了也是如同岩倉使節團的考察報告的文字，這就是他的日記體文章:《使西紀行》。在《使西紀行》中，郭嵩燾詳細記錄其所見所聞，並加以評述。郭嵩燾不僅客觀記述了所見所聞，而且對這些見聞作出了自己的評價。如讚歎倫敦“港口每天上百艘輪船進進出出條理之繁密乃至如此”。盛讚倫敦“街市燈如明星萬點，車馬滔滔，氣成煙霧……宮室之美，無以複加”。從途經十數國的地理位置、風土民情、風俗習慣、宗教信仰，到土耳其開始設立議會、製定憲法的改革，蘇伊士運河巨大的挖河機器，“重商”對西方富強的作用……全都作了介紹。我們可以看出，郭嵩燾的《使西紀行》，其觀點視角，與日本岩倉使節團的考察報告大同小異，如出一轍。日本岩倉使節團的考察報告給日本的維新改革帶來了美好的可以借鑒資用的藍圖，而郭嵩燾的《使西紀行》在大清國內卻給他帶來群情洶洶一浪高過一浪的口誅筆伐。
郭嵩燾的《使西紀行》被批評為“極意誇飾，大率謂其法度嚴明，仁義兼至，富強未艾，寰海歸心……凡有血氣者，無不切齒”。“誠不知是何肺肝，而為之刻者又何心也”。“殆已中洋毒，無可采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