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贛西南黨員出現非常嚴重的危機，全黨完全是富農領導。黨團兩特委機關、贛西南蘇維埃政府、紅軍學校，發現大批AB團分子，各級指導機關，無論內外，多數為AB團富農所充塞。如果不肅清富農領導，不肅清AB團，贛西南黨不來一番根本改造，決不能挽救這一危機。目前總前委正計劃這一工作。
在審閱了這份報告後，中共中央長江局代表也認為，在贛西南黨團的最高機關西南兩特委、西南蘇府直至支部與赤衛隊、紅軍、紅色郵局，充滿了AB團。
於是，肅AB團的運動愈演愈烈……
9月24日，贛西南特委繼贛西南東路行動委員會於9月16日發布《為肅清AB團告革命群眾書》之後，又發布了《緊急通知——動員黨員群眾徹底肅清AB團》。
在該通知中，特委製定了徹底肅清AB團的具體辦法：
1、擴大宣傳，把AB團欺騙工農的陰謀告訴群眾，使每個群眾知道去設法注意防範；
2、舉行轟轟烈烈的反AB團群眾大會，造成一種反AB團的濃厚空氣；
3、組織偵探隊，偵察行跡可疑人員；
4、在日常鬥爭中，注意觀察群眾的行動以便破獲AB團的組織；
5、對於捕獲的AB團組織，必須軟硬兼施，嚴刑拷打，使之供出全部AB團組織，以徹底消滅；
6、注意群眾的談話，以便從中尋出AB團的珠絲螞跡；
7、檢查私人信件，如發現可疑時必須提出追問；
8、對時常邀人去茶樓酒館或偏僻地方談話的同誌或群眾，必須嚴加注意。
至於AB團分子的處理，特委指出：富農、小資產階級以上和流氓地痞的AB團殺無赦；工農分子加入AB團有曆史地位，而活動能力較強的殺無赦；被威迫新加入的工農分子而無能力者，準其自新並予以教育。
這份類似反AB團性質的文件無疑給贛西南的肅反運動添加了濃厚的血腥味，更為肅反過程中的逼供信、簡單推理、酷審濫殺大開了方便之門。
一場原本動機純正的肅反運動走向了它的反麵。這是當時的人們所始料不及的。
1930年10月，地方上的肅反蔓延至紅軍隊伍中。
當時，紅一方麵軍部分指戰員，對不打下武漢撤退長沙，特別是從吉安退出表示不滿。本來，這隻是戰士思想認識上的錯誤，但總前委卻認為，紅軍隊伍中暗藏著“羨慕都市生活，積極響應會師武漢”的AB團組織。為此，紅軍各軍成立了肅反委員會，師、團、營、連、排各級均設肅反小組，開始了紅軍內部的肅反。在短短幾十天中，就殺了幾十個所謂的AB團的“總團長”，抓了四千多AB團成員。
隨著肅反規模和範圍的迅速擴大，不但富農地主出身的優秀共產黨員慘遭不幸，就是黨內路線的分歧者亦被當作AB團或改組派而逮捕、殺害。
1930年11月，紅一方麵軍攻取吉安，在翻閱敵軍司令存放的文件時，偶然發現了一張由東固——興國蘇區的一個地主簽名的收條。這個地主的兒子，便是東固革命根據地的創始人，赫赫有名的共產黨員李文林。
總前委的幾位負責人便開始懷疑李文林及其父親與AB團有關係，說李本人極有可能是AB團的重要首領。
總前委的懷疑並非毫無理由。這個理由除了李父的收條外，還有以李文林為代表的江西省行委與總前委之間的路線之爭。
原來，從1930年6日起，以“組織全國中心城市武裝起義及集中全國紅軍進攻中心城市”來“爭取一省或數省首先勝利”的冒險計劃為特征的立三“左”傾路線開始向全黨推行。在中央革命根據地，總前委從實際出發，在攻打長沙受挫後，不再盲目地執行中央關於攻打南昌、九江等大城市的計劃，而是攻打吉安，使蘇區聯成一片。正是由於沒有執行中央的指示，當時毛澤東等人多次受到了中央的批評。
而在此期間，贛西南特委的李文林、段良弼等到上海參加了中央的一些會議，卻全盤接受了立三路線的錯誤主張。
回到贛西南後，李文林根據中央的意見，於8月5日召開了“二全會議”，著手向立三路線轉變。在這次會議上，撤銷了特委書記劉士奇的職務，並認為總前委“先打吉安，後打九江，要斷送中國革命高潮。”
10月下旬，為打破敵人對中央革命根據地的第一次“圍剿”，總前委先後召開了峽江會議和羅坊會議，布署作戰計劃。李文林以江西省行委書記的身份出席了這兩次會議。會上，李文林等人對“誘敵深入”的作戰方針表示反對，主張執行李立三中央“進攻南昌、九江，會師武漢”的“左”傾指示。
11月底，總前委決定在江西省行委機關打AB團。先是李文林作為AB團重大嫌疑犯被抓。接著，一些與李文林有工作關係的人被扣，殘刑拷打，嚴加審問，屈打成招。這些人胡亂供出了江西行委中的“AB團”分子：贛西南團特委書記、省行委常委段良弼、省行委秘書長李白芳、省蘇維埃軍事部長金萬邦、省蘇維埃財政部長周冕、紅二十軍政治部主任謝漢昌。
先入為主的總前委不加思索地相信了這些口供，立刻寫信給江西省委，命令他們“迅速捕捉李白芳等並嚴搜贛西南的反革命線索，給予全部撲滅。”肅反委員會主任李韶九亦奉命率一個連的士兵到江西省蘇維埃所在地富田，幫助江西省行委肅反。
12月7日，李韶九到達富田，立刻逮捕了段良弼、李白芳、金萬邦、周冕、謝漢昌、劉萬清、任心時、馬銘等人，逼問行委機關和紅二十軍中的“AB團分子。”
謝漢昌受刑不過，胡亂供出紅二十軍一七四團政委劉敵是AB團分子。於是，李韶九率一個排的紅軍押著謝漢昌前往紅二十軍所在地東固，與軍長劉鐵超、政委曾炳春研究和如何將紅二十軍的AB團一網打盡。
劉敵接到軍部通知後，率一七四團一個營返回東固，迎麵碰上了李韶九。
因為是同鄉，李韶九開口便說：“劉敵，你很危險啊。”
劉敵莫名其妙，不知發生了什麼事，問道：“我有什麼危險！”“哼，很多人都供出你是AB團。”
劉敵笑了，問道：“你看我像不像AB團？”
“我也不相信，但現在有人供你。”李韶九說得振振有詞。
劉敵知道李韶九是個心術不正的人，怕他借抓AB團搞什麼陰謀。何況，單憑一句口供便丟腦袋的事，劉敵見多了，他可不願作一個冤死鬼。於是，劉敵便設計脫身，逃回了駐地。
回去後，劉敵立刻和營長張興、政委梁學貽集合部隊，包圍軍部，活捉軍長劉鐵超，釋放了謝漢昌。李韶九僥幸逃脫，軍政委曾炳春躲回家鄉。
當晚，劉敵、謝漢昌率人衝到富田，釋放了在押的段良弼、李白芳等人，這就是前麵提到的“富田事變。”
富田事變震驚了紅一方麵軍總前委。前委迅速作出反應，將之定性為AB團裏應外合的公開的反革命叛變，“叛逆的原形完全現出來了。”總前委以中國工農革命委員會的名義很快起草了一份六言格式的討逆宣言，號召革命戰士和群眾對AB團分子作堅決的鬥爭。
段謝齊李諸逆，叛變起於富田，趕走曾山主席，扣留中央委員，反對工農紅軍，反奪分田分地，……AB取消兩派，烏龜王八相聯……
在此之後，段良弼、謝漢昌、劉敵等把紅二十軍拉過贛江，在永新、蓮花、安福、芬陵一帶打遊擊，便脫離了紅軍總前委的領導。為了企圖分裂總前委，他們還偽造了毛澤東的筆跡，假造毛澤東給古柏的信，並故意將此信送給彭德懷同誌。信的全文如下：
古柏同誌，據目前各方形勢的轉變，及某方來信，我們的計劃要趕快地實現，我們決定捕殺軍隊CP和地主CP，同時並進，並於捕殺後，即以我們的布置出去，僅限三日內將贛西南及省行委任務完成，於拷問段、李、王等中堅幹部時，須特別勒令招出朱、彭、黃（公略）、滕（代遠）係紅軍中AB團的主犯，並已與某方白軍接洽等罪狀，送來我處，以便早日捕殺。迅速完成我們的計劃。此信要十分秘密，除曾（山）、李（韶九）、陳（正人）三人，任何人不準告知。毛澤東。
幸虧該信為彭德懷識破，才避免了紅軍內部的大分裂。對此，彭後來作了回顧。現摘錄如下：
……1930年12年中旬×日夜半，三軍團前委秘書長周高潮，突然送來毛澤東親筆寫給古柏（毛澤東秘書）的一封信，（毛字另成體，別人很難學）。信中大意是：要在審訊AB團（反革命組織）中，逼供出彭德懷也是AB團，我們的事情就好辦了。另有近萬字的告同誌和群眾書，我現在還記得頭一句是“黨內大難到了！！！×××叛變投敵”，一大串所謂罪狀，其內容大量是右傾機會主義哪，投降路線哪。我邊看邊對周高潮說：“送信的人呢？”他說：“在外麵。”我說：“是一個什麼人哪？”他說：“是一個普通農民青年。”我說：“請他進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