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所有按揭是否都是一場陰謀
按揭是什麼？
套用南方某電視台脫口秀節目主持人的話說：按揭，就是把你按在地上，一層一層揭你的皮。在當今這個社會，幾乎什麼都可以按揭：房子能按揭、車子能按揭、手機能按揭，到最後，甚至連一本牛津高階詞典都可以按揭。
在這個全民月供強迫症的年代，月供還款如同月度的工作任務一樣，每個月按時光臨，如果哪個月沒有按時來，估計你的心情隻有兩種可能:很開心，或者更加恐慌。
為什麼我的“債主”越來越多
在珠江邊的廣州市，公共交通是越來越擁擠，讓朝九晚五的上班族們每逢上下班就痛苦不堪。
正在事業上升期的小明，終於在“3萬塊把車領回家”的誘惑下買了輛車，順便還按揭了一個高檔汽車座以及汽車的年終護理套餐。他想：“終於有了屬於自己的車，從此再也不用忍受公交車和地鐵的折磨了，周末還可以帶著老婆孩子享受一下短途旅遊的快活！”
但是還沒高興多久，新問題馬上就來了。小明發現，每個月到了一定時期，他的錢包就會突然縮水，讓他事業發展的成果瞬間蒸發。因為現在每個月擺在他麵前的債主，除了房貸、老婆、信用卡之外，又平白無故地多了幾位“債主”。這讓小明倍感拮據，雖然不用擠車了，但是事業上升期帶來的愉悅感和成就感也減淡了。
雖然當時隻付了3萬元便把車開回了家，但是還貸所帶來的問題遠遠不是3萬元可以解決的：
第一點，小明現在不敢輕易換工作了，因為出現了一種還貸的恐慌。看著自己越來越少的私房錢，小明開始擔心，自己一旦失去工作，就不可能再承擔起這樣的房貸、車貸。在這樣的恐慌下，小明甚至都不敢和老板頂嘴了。
第二點，小明需要更多的錢來緩解按揭壓力。按揭不是免費的午餐，而且按揭付到最後往往會付出比原價多得多的錢。這讓小明覺得自己賺了多少錢都是不夠的，還貸的日子一天不結束，自己每天的工作所得就不可能完全屬於自己。
從此，小明的工作與生活都充滿了一種還貸的恐慌感，似乎就走上了一條到處都是“債主”的不歸路。
為了更清晰地了解按揭這回事，不得不說一下“時間價值”與“資金折現”。“時間價值”很好理解，即錢的價值會發生變化，不同年代錢的價值有所差異。比如說，10年前小明拿著媽媽給的1元零花錢，可以在小賣部裏買好幾種零食，對年幼的小明來說，1元還算個大票；而現在的1元錢，大概隻能施舍給街邊的乞丐，100元成了大票。這其中的價值差異就是“時間價值”。
所謂“資金折現”，就更簡單了，即你把資金投入到一個項目之後所產生的回報。比如說，你把1元錢存入銀行，那麼10年後它可能變成2元。但是，如果你拿這1元去買1個雞蛋作投資，然後再用雞蛋換1斤大米，用1斤大米換2斤綠豆，回形針效應之下，這1元錢的價值可能會折現得更多。整個過程中你經曆的交換越多，可能獲得的折現價值就越多。
小明買車，在一定程度上便體現了“時間價值”與“資金折現”。小明向銀行借錢買車，其實就是把資金折現權交給了銀行；銀行呢，成為了小明的債主，小明要拚命工作才能讓銀行不把車收回。但同時，銀行考慮到了“時間價值”這個問題，於是就對小明說：“這樣不行，我借你錢這麼多年，你得多還我一點兒，以前的一塊錢不是現在的一塊錢。”到了最後，按揭買車的小明得付出更多的錢才能還清這筆時間的債。
“用未來的錢圓今天的夢”，經濟學上管這個叫“超前消費”。這種超前消費的經濟行為在歐美國家一直備受推崇，但現實生活中很多消費者常常超出自身經濟實力進行消費，隻看到了借貸消費所帶來的利益，忽視了自己能承擔的消費能力。
小明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他曾經用明天的錢圓今天的夢，到後來，隻能是用今天的錢還昨天的債。
解析按揭的陰謀所在
按照銀行業的解釋，按揭就是像小明這樣把值錢的東西當作抵押，來獲得銀行貸款，然後按合同分期還錢，最終本息都還清時由銀行歸還抵押物的過程。這個“抵押物”，可以是車子、房子一樣的實物資產，也可以是有價證券、契約等非實物資產。
為什麼會有人說“所有按揭都是一場陰謀”呢？有分析者認為，這是一個“多方獲利，一方受害”的遊戲。在這些分析者看來，獲利的多方，包括地方政府、相應經銷商、開發商，以及辦理按揭業務的銀行。
“一個不喜歡錢的政府絕對不是一個好政府”。作為按揭消費的直接受益者，地方政府無疑是最樂意看到人們按揭買東西的一方，因為這是一個拉動內需的好事。按揭消費在地方政府的眼裏，就是用未來的錢拉動現在的消費，也意味著拉動了本地的國內生產總值（GDP），而GDP的增長絕對是他們最喜聞樂見的。
於是，地方政府往往在按揭上，表現出一副皇帝身邊的“太監”的嘴臉。即便中央政府出台了相關的宏觀調控政策，用來抑製過度消費，但是地方政府在這些政策的實施上卻總是謹小慎微。對於超前消費的好處，地方政府總是欲說還休。比如在樓市方麵，很多地方政府想說房價不高吧，又怕引起消費者不滿，隻能在土地價格上動手腳，所以全國各地就出現了所謂的“地王”。
再來看看一些經銷商，比如房地產商和車商。作為這場陰謀的操盤手，他們無疑也是按揭消費的利益分成者。資本主義經濟的本性是追逐利潤，因而對許多企業來說，用最少的投入獲得最多的利益就成了企業追逐的目的，有時甚至為了利益不惜一切手段。
這樣的特點在如今中國許多行業中，表現形式都是類似的。以房地產行業為例，現在很多開發商都是草根出身，而20世紀80年代入行的房地產企業家也大多是從行業底層幹上來的人。他們在社會中摸爬滾打多年，多少都會和官僚係統或者秘密會社扯上點關係。早期市場發展不完善的時候，一些房地產商和秘密會社組織，基本上是兩塊牌子一個班子。甚至在許多城市裏，法院的拆遷令直接與當地的秘密會社掛鉤。所以，這樣的一幫人即便手裏沒錢，也能讓諸多“小明”為他們的地產夢埋單，按揭便是實現這一房子夢的形式之一。以中國現在的情況而言，對於按揭買東西的人來說，不管分多少年來還貸款，首付仍然是十分重要的。而這筆首付的錢，往往成為房地產商實行其他項目的啟動資金。從這個角度來說，按揭是資本家的陰謀，是窮人身上的吸血鬼。在許多情況下，他們一邊抽幹你的血，一邊讓你拚命幹活，甚至讓你連換工作的勇氣都不敢有。
至於銀行這樣的機構，對於“按揭者”更是歡迎了。讓客戶完成20%～30%的首付款與按揭手續，銀行支付房價或者車價剩餘的部分，就可以牢牢套住一個客戶20～30年的時間。這樣一個固定又穩定的客戶，無疑是銀行喜歡的對象。何況，就算客戶無法繼續還款了，他不是還有抵押給銀行的財產可以用來抵債嘛！這就讓銀行更加喜歡來辦按揭消費的小明了。
這樣一來，在這還款的20～30年間，按揭者無疑都成了銀行和開發商的打工者。最終受害的一方，就是用按揭貸款買東西的人。通過這樣的按揭，買房買車往往需要付出更大的利息代價，並且還款時間越長，利息的累計就越多。
如小明感受到的那樣，需要還款的人已不再擁有自己的全部收入，每月都得把收入的一部分貢獻給銀行和開發商。如果還款的年限短，所還的利息就會少一些，但是每個月還款的數額就會高很多，生活質量將大幅下降；還款年限長的話，也許每個月還的並不算太多，不太影響生活的質量，但最終償還的利息卻多得驚人。
當然，每個事件都有其兩麵性，按揭的整個過程其實是參與者在充分了解相關信息的基礎上進行的。作為消費者，我們需要對自己按揭的行為負責，充分了解按揭信息，權衡利弊的基礎上做出真正有益於自己的選擇，那麼以上這些所謂的“陰謀”也就不成其為陰謀了。
第二節 春運是一堂最好的經濟學講座
如今的中國，年年歲末最能夠牽動人心的，已經不是大年三十的春節聯歡晚會了，而是除夕之前很多離鄉在外的人都會經曆的春運。
一票難求的回家路
家在武漢的小明今年才來深圳特區打工，一年到頭沒空回家，隻能等著春節放假。他知道一進入春運，火車票就非常難買，但是工廠不提前放假，他也隻好苦等著。
2011年12月，他早早查了各種買票方式的預售期：網絡售票和電話訂票最長可提前12天預售，代售點和車站售票廳8天預售。一開始，小明也想利用一下信息化工具的便利，可售票網站上的操作試來試去都不成功，訂票電話則是一遍遍地撥打卻隻能聽到占線的提示。一連三四天還沒成果，小明不淡定了，隻好乖乖去附近的代售點排隊。
為了不耽誤太多的工作，小明隻請了幾個小時的假，還要趕回去上班，於是就特意早早起床，天還不亮就來排隊買票，到了之後才發現比自己早起的有的是，未開始售票的窗口前已經排起了長隊。小明站定了數一數，暗自慶幸：還好沒排在前20名之外。他還自己打趣說，敢情不光上學的時候要靠名次，這工作了要回趟家也得靠名次——不過這會兒靠的是先來後到的名次。
他前麵的人們，靠著牆睡著的、坐個小馬紮打盹兒的、鋪張報紙躺下的……真是什麼姿態都有，小明來得著急啥都沒帶，隻好咬著牙幹站著。不過讓他倍感安慰的是，他後麵的人越來越多，沒過多久就出現一條更長的隊，一眼望不到盡頭……
終於等到開始售票了，前麵的人們也活動起來。但似乎每個人想要的班次都特別容易沒票，前麵好幾個人都是把同一線路上的班車問遍了才有結果；有的人帶了好多證件，似乎是來替別人買票的。
好不容易輪到小明了，他直接報上自己的目的地，卻被告知這條線上直達的幾班列車都已經沒票了，隻剩廣州到武漢的高鐵了，而且隻有硬座，要四百多塊錢。小明之前查的普通車次的硬臥，最貴的也隻有三百多元，甚至有趟臨客的硬臥才181元，高鐵的價格著實讓他有點蒙。但售票員和排在他後麵的人已經不耐煩地催促起來，他一想沒票就不能回家過年，便一咬牙掏了錢。
回到公司，小明和其他買票的同事們一交流，發現好多人和他的經曆相似，他們跟他一樣隻能去排隊，而且還有人沒能在窗口排到票。不過，他們大多還是買到了票，隻是多付了幾十到一百多元不等。
但是有個老家成都的同事不巧這兩天出差了，他的境況就比較慘了，連買火車票的時間都沒有。小明看他倒是一點不著急的樣子，禁不住問他，過年怎麼回家？誰知人家已經有票在手了——原來他提前聯係黃牛訂了臥鋪票，比票麵多付200元，一回來就把票取了。
相比之下，小明覺得即便自己還要買汽車票去廣州趕火車，也算值得了，就當坐坐高鐵嚐個鮮吧！總之都是為了過年嘛，一年才這麼一次。
春運回家，似乎已經成為中國春節前特有的記憶。人人都想回家，人人都想買票，於是個個都積累了一身的買票經驗。
火車票一票難求，說明了火車票市場正處於供不應求的狀態。那是不是說，如果火車票的票價上漲，就不會出現這種狀況了呢？但是，看看小明和同事買票的結果，人們在多掏很多錢的情況下，依然會選擇火車票。
這似乎並不在於漲價與否吧，否則黃牛黨的存在怎麼解釋？但堅持用價格機製解決問題的經濟學者認為，恰恰“是過低的票價和過高的需求，邀請了他們”，而且這些黃牛黨“賺的不是乘客的錢，而是鐵道部的錢”。
在前幾年關於春運的爭論裏，“價格機製”被提及的最多，很多人說就是因為火車票的買賣沒有遵循這一市場調節機製，才導致了春運期間供求關係的長期不平衡，並引發了諸多問題。
而價格機製往往也是我們在日常的經濟生活中最容易接觸到的，它是指在市場競爭過程中，與供求關係相互製約、又相互影響的市場價格的形成和運行機製。就拿豬肉價格來說吧，一方麵，豬肉的價格上漲時，能買得起豬肉的人變少了，使得對豬肉的需求相對下降；價格下降時，買豬肉的人也會多一些，需求相對於供應量來說便升高了；另一方麵，豬肉在供不應求時會漲價，而供過於求時則會降價。
那春運期間，影響人們選擇的真的就是這價格因素嗎？圍繞這個問題，一些經濟學者便產生了一番爭論，一方堅持要用價格機製進行調節，認為人山人海的春運排隊是一種舉國浪費，鐵道部應該通過漲價來消除這種浪費；另一方則重視眾多小明們加錢買票的情況，強調鐵道部在壟斷下無論如何調價，都不能解決消費者的購票困難，所以他們主張，通過對鐵道部進行產權改革（目前的壟斷經營不可能實現充分的市場競爭），在市場競爭中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才有可能從根本上改善目前供求不平衡的狀況。
市場經濟學中不同理論觀點的交鋒
上文中爭論的雙方，都立足於市場競爭，同屬於市場經濟學，但是他們的核心分歧在於使用的具體理論工具不同。
前者的核心是“租值耗散”（也稱租值消散）理論，說的是本來有價值的資源或財產，由於產權安排方麵的原因，其價值（或租金）下降，乃至完全消失。
比如上文中，價格機製的確受到了政府車票定價的限製，因此沒有隨著需求的增加而上漲，這個時候，其他機製就會取而代之。小明買票時的排隊，就是一種替代機製。在春運中，這麼多人都排隊，雖然花費了大量的時間（一種有價值的資源），卻沒有創造任何價值，因而被認為是一種租值耗散。
所以這人山人海的排隊，才被視為“舉國浪費”。如果價格機製可以自由地發揮作用，對供求關係進行合適的調整，也許排隊的現象就不會發生，也就沒有時間的浪費了。這樣看來，黃牛的存在，可以看作一部分人以減少別人排隊的時間來實現收益，是節約時間、減少租值耗散的一種方式。同時，部分被黃牛獲得的價值本可以因車票漲價而在鐵路部手中實現，所以說他們賺的是“鐵道部的錢”。
雖然這一理論套在這裏看似十分適用，但卻忘記了關鍵的一點，那就是其中的價格機製是建立在充分的市場競爭基礎上的。我們的小明千辛萬苦去買票的地方，其實可以說就是一個市場，但是這個市場中，有充分的市場競爭嗎？如果有，誰和誰競爭？
談到這，不得不說一下企業家才能，即企業家擁有承擔風險、不斷創新、審時度勢以及對各個生產要素進行組織管理的能力。企業家要實現這樣的能力，就必須進行充分的經濟計算。而充分的經濟計算，就需要市場運行產生的各種數據，並且這些數據能夠按照相關規律體現相應的市場信息。比如價格，如果要進行有效的經濟計算，就需要能夠體現供求關係、能夠切實影響供求關係的價格數據。
所以，當壟斷巨頭之中的鐵道部領導和公務員成為春運市場中的服務供應方時，他們都沒有在市場競爭中磨煉出企業家才能，這裏就是一個沒有企業家的地方，自然也不存在充分的市場競爭，原本在市場競爭中運作的價格機製在這裏便失靈了。
而在這樣一個沒有企業家的地方，調價也不過是在公有製的基礎上通過行政壟斷強製進行，怎麼調價都隻是對市場競爭的模擬。比如，對於春運期間買票的小明來說，在火車票上多花幾十元買站票，他認了；多花200元買個硬臥票，他也認了；甚至多花幾百元買平時不舍得買的高鐵票，他都認了！因為春節隻有這麼一次。
那麼調價的標準在哪裏呢？即便漲價，漲到何處才是個頭？這樣的狀況意味著，即便是臨時請一個有企業家才能的人過來進行經濟計算，憑借這個市場中現有的數據，恐怕也不能進行有效的經濟計算，因為這些數據都不是市場競爭自發運行而形成的。原始的價格就沒有把供求關係反映出來，所以人為調價後的價格也無法對供求關係產生深刻的影響。
當然，也有人說，你說的供求關係不平衡，不就是運力少而人多嗎？那就讓國家繼續添加運力呀！等到春節期間的火車、汽車都能滿足大家回家的需要了，不就沒有這個問題了？這雖然看起來比調高價格更有理，但也不是完全恰當的觀點。因為增加運力本身也隻是單方麵去改變供求關係，而沒有從市場整體上進行改善。具體來講，有的學者發現，有許多人其實完全可以不選擇火車，而選擇其他交通方式回家；並且，非節慶期間的列車空置情況也說明了火車運力並不是絕對不夠。那麵對這樣的情況，請問如何決定哪裏需要增加運力，哪裏不需要呢？所以說，從單方麵去改變供求關係，總是無法解決根本問題的。
這樣看來，要想實現最有效率的資源配置，隻能通過市場競爭。隻有改善了市場係統的整體，將之變成一個能夠進行充分競爭的市場，才可以從根本上解決春運火車票供求不平衡的問題。這就需要將鐵道部改革成為適合參與市場競爭的企業——隻有這個市場中的供應方，不再是不可一世的“鐵老大”，而是充分參與市場競爭的企業，在這樣的競爭中，價格機製才會真正發揮作用。此時，雖不能預言我們可以很容易就買到火車票，但至少買票的流程會變得更加透明化，也更暢通。
第三節 我們的錢到底去哪兒了
聽證會，是起源於英美的一種行政和立法程序，它把司法審判的模式引入了行政和立法的過程中。這種程序通過模擬司法審判，由立場不同、意見相反的雙方進行辯論，進而讓辯論的結果去影響最終的法政方案或決定。
中國政府也在行政程序和立法程序中采用了聽證製度，並有相關法律對這一程序的采用進行了規定。隻不過，這裏的聽證會限於現有條件，不僅參與的人數有限，就連旁聽的人數也進行了限製，而且這二者都需要先申請或報名、然後再遴選。
聽證會聽了啥
小明曾聽說，中國個人所得稅免征額在2005年進行修改時，就曾舉行了立法聽證會。那次聽證會，由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財經委員會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共同作為聽證人，由全國召集遴選的公眾和財政、稅務部門代表作為陳述人。這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規定了立法聽證製度之後，全國人大常委會在立法過程中舉行的第一次聽證會。
小明還聽說，在2003年12月10日，廣州市人大常委會舉行了全國首個行政監督聽證會，邀請了普通市民來旁聽政府相關部門的陳述人彙報工作，並進行公開辯論以聽取市民的意見和建議。那次聽證會的主要話題是城市小廣告、垃圾處理、城市景觀改善等方麵。各種新聞報道稱，與會各方認真交流了彼此的觀點，這種新興的方式成為了公眾參與公共決策的新機製。
而這些，恰體現了聽證會這種製度的特點。其一是公開性，聽證參與人是按一定人數從報名的公眾中產生的，而不是由舉辦者自行邀請的；會議的舉行也是公開的，允許公眾旁聽，允許記者采訪和報道；其二，在會上獲取的信息以及公眾的意見，應當作為立法或行政決定的重要依據，這也正是聽證會的作用。
身在廣州，有這樣參與公共決策的機會，讓剛剛參加工作的小明十分感興趣。他一直關心城市的各種變化，覺得自己既然已經是繳納個人所得稅的納稅人了，就有權利和義務提出自己的意見，讓城市變得更加美好。
於是在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每逢有聽證會他便會積極報名，卻一回也沒被抽中過。不過沒關係，他通過聽證會召集期間所公布的網絡、電話等方式提出了自己的意見。用小明的話說，他已經算是“場外參與聽證會”了。
總得來說，他關注過的聽證會有這麼幾個：廣州市的士調價聽證會（2011年7月中旬）、廣州階梯水價聽證會（2012年2月29日）、廣州市階梯電價聽證會（2012年5月中旬）。
可是回頭看下來，似乎個個都隻有一個主題：漲價。連一些地方電視台的新聞報道都調侃說這是“聽漲會”。
不過，小明畢竟沒有親自到現場去，也不敢妄下定論。聽說街坊中有被抽中的一位，親自到了現場進行旁聽，於是他便開始留意打聽，也找機會認識了一下這位被抽中的幸運兒。不過他與這位街坊認識後，接連幾次見麵都隻有打招呼的時間，沒工夫聊天。這天傍晚飯後散步時，倆人在路上又碰到，見彼此今天都不趕時間，小明趕緊去跟他聊聊。
但聊起有關聽證會的事情，這位街坊卻總是笑著搖頭。
這讓小明納悶了：“聽證人介紹得不清晰嗎？”
這位街坊搖搖頭。
“做代表的參加人沒有表達我們的觀點嗎？”
鄰居還是搖頭。
“聽證人回答問題不認真？”
鄰居還是繼續搖頭。
“那您旁聽下來感覺還有啥問題啊？”
對方笑道：“不管他們怎麼討論，方案還是會按照原來預定的執行，聽了和沒聽都沒什麼不同！”
小明這下不納悶了，卻鬱悶了。
關注個人所得稅時，他了解了政府的錢來自納稅人，所以納稅人對政府有監督權，對政府拿錢做了什麼也有知情權，對政府將要做什麼更有權表達意見。但即便他再怎麼關注政府與民眾的溝通交流渠道，似乎都是徒勞無功，他依然不知道自己的權利體現在哪裏，也依然不知道自己納的稅都花到了哪裏。
小明的鬱悶恐怕很多人都會有。即便是不關注聽證會這類官民交流活動，在日常生活中，每個人都難免會與政府的各種辦事部門打交道。出生時，父母要為你辦理的好多手續都要經過計生部門；上戶口時，你的父母又不可避免地要經過街道和派出所辦各種手續；上學了，學校基本都歸教育局或其他教育部門管；工作了，檔案需要掛到人事管理部門或其下設的人才市場……所有這些接觸中，不知道完全順利、毫無鬱悶的民眾有幾人？
可是去辦事的民眾不是納稅人嗎？給大家辦事的部門不是用納稅人的錢養著的嗎？為何小明從普通納稅人可以直接參與的聽證會中，感受不到納稅人權利的體現呢？
納稅人的錢與經濟學上的公共財政
首先需要澄清的一點：小明之所以成為納稅人，並不是因為他工作了，繳納了個人所得稅。
為什麼這麼說？稅收我們都不陌生，它有個經典的分類，雖然一些經濟學家覺得這樣分並不恰當，但很適合向小明們澄清上述問題。這個經典的分類就是將納稅分為直接稅和間接稅，直接稅是由納稅人直接繳納（如個人所得稅），間接稅則被轉嫁到了各類價格中（如增值稅）。
其實在任何出售商品或服務的企業被征稅時，企業老板們最自然的做法就是將稅賦攤入價格中，轉嫁給消費者負擔。所以說，隻要在這個政府所管轄的區域內生活，就會有消費，隻要有消費，小明就會成為養著政府的納稅人。
弄清了錢怎麼到了政府手裏，小明自然會問：“之後我們的錢去了哪裏？”
這涉及到經濟學中的公共財政問題。公共財政涵蓋了公共領域的支出和籌資，主要有三個關鍵問題：資源配置、福利分配和經濟穩定。
小明想弄清的問題，其實答案就在於這三個關鍵問題：納稅人的錢，應該經由政府，去實現優化的資源配置、合理的福利分配和穩定的經濟結構。經濟學上認為，隻有實現了這三大目標的公共財政，才是平衡的、符合社會需要的公共財政。而這也應當成為政府行使財政職能的評判標準。
一個政府的公共財政，如果不能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就會造成社會資源的浪費，容易成為整個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障礙；如果不能實現合理的福利分配，就會造成社會的不公與社會結構的畸形，造成極端的貧富分化與社會矛盾；如果不能實現經濟的穩定，社會經濟發展會出現問題甚至遭遇衰退，進而導致社會成員生活質量的下降。
那麼，我們的政府做到了這些嗎？我們又該如何判斷呢？
政府似乎設定了許多通知渠道向公眾傳達信息。從地方政府官網上，我們能查到各種預算和結算報告，寫著政府今年收入多少、為什麼事情花了多少錢、結餘多少等信息。但稍微仔細一點，就能發現這裏隻字未提的部分，才是許多人最關心的部分——三公經費。
從2011年中央部門首次公開三公經費，到2012年中央九十多家部委與個別地方政府三公經費的繼續公開，與之相關的任何一點新動向，都會成為各界輿論極度重視的重大新聞。應當說，關注三公經費，其實就是在關注我們的公共財政究竟有沒有做到資源的合理配置以及福利的公平分配。如果在日常的政府服務中，人們就已經感受到了這兩個方麵的合理與公平，那麼想必誰也不會對三公經費是怎麼花的有太大的興趣。
與之形成一種對比的，是社會輿論在經濟穩定方麵的態度。在中國經濟隨著改革而出現穩健發展的時期，大多數人在日常的經濟活動中，都能感受到各地經濟的不斷發展、市場的不斷健全。正是因為許多人都認可了這一方麵的財政投入，覺得這一階段的公共財政的確可以實現良好的經濟穩定，所以麵對國家的經濟調節政策與其投入的資金時，才沒有出現一邊倒的非議和不滿之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