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上有過哪個“上層建築”對它的經濟基礎做過這樣的事？奴隸主的統治集團能夠將成為它基礎的奴隸主的莊園、奴隸改革掉嗎？成為封建地主階級統治者的皇帝、國王會廢除成為它經濟基礎的封建經濟製度、去“革”地主自身的“命”嗎？沒有過。恰恰是主張“上層建築為經濟基礎服務”的曆史唯物論，自己首先破了“例”，證偽了這一原理的存在，進而從相反方麵，證實了“上層建築”對於“經濟基礎”的完全的獨立性。
而這正好說明了一直被曆史唯物論視為“上層建築”的國家、政府，並不是依據曆史唯物論的觀點產生出來的，也就是說並不是由於生產力、生產關係的發展建立起來的，而是建立在社會公共服務自身的需要的基礎上，如應對外來入侵的戰爭、應對自然災害，及公共的社會服務工作。如果這一觀點成立，那麼過去被稱之為階級社會的不同階段，就成了體現行政管理水平的不同的曆史發展階段了，而社會的曆史發展，就成了依據人們自我的行政管理能力水平而不斷推進的曆史發展了。
這無疑是來自曆史唯物論自身的對曆史唯物論的根本否定。沒有了建立在生產力、生產關係基本認識基礎上的曆史唯物論，沒有了依據這一理論積極地發展生產力、調整生產關係的作為“階級鬥爭工具”的國家、政府，國家、政府的公共服務的行政行為依然存在。
也就是說，在曆史唯物論“瞎折騰”的“試錯活動”後麵，還有行使著“行政管理職能”的政府機關存在，是它們所行使的社會公共服務，維係了社會的生存、發展。人類社會一直是在不斷發展的行政管理工作的推動下向前發展的。而這一份功勞是決不能算到“瞎折騰”身上，否則不是“瞎折騰有理論”，越折騰中國的變化越大了嗎？要知道，沒有瞎折騰，中國也許會發展得更好；沒有因這一理論“瞎折騰”的需要而建立起來的龐大的黨政機關所耗費了的大量財政支出，中國的經濟也許會發展的更快、黨風、政風、社會風氣也許會更好。
五、還國學以應有的曆史地位
盡管如此，我們仍要看到曆史唯物論的所有的錯，都是“物理學之後”惹的禍。正是因為有了“物理學之後”的存在，才有了生產力與生產關係對於人類社會的“物理學之後”的存在，也才有了“上層建築”調控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絕對權力，也就因此出現了“上層建築”主導下的永無止境的“試錯活動”。
而此時已經屢試屢敗的曆史唯物論，就似一葉漏水於江中的小舟，已經無法將人渡到彼岸了。即便可以用中國人的大智慧，對它再進行“中國化”改造，恐怕也難以將它粉飾成現代版的“諾亞方舟”，讓它再揚起“無產階級專政”、“階級鬥爭為綱”、“計劃經濟體製”的風帆，重新開始昔日的輝煌了。
與其這樣，我們何不重新認識一下自己的國學傳統呢。實際上，中國傳統國學裏的“無為而治”的道家思想，就是中國，乃至世界上最早的一個用於社會公共服務的“行政管理理念”。她所強調的“無知無欲”，首先是執政者對於自身利益的“無知無欲”；她強調的“無欲無為”，也首先是執政者對於自身利益的“無欲無為”。顯然，這一基本思想與西方現代國家早期的行政管理理念不謀而合。
在市場經濟麵前，政府不是其中的一個經濟主體，不應該有自己的經濟利益，它隻能扮演市場經濟的“裁判員”的角色，當好城市管理的“守夜人”。政府通過自己的“無知無欲”的管理，最終實現城市管理上的“有知有欲”；通過自身利益的“無欲無為”的管理，最終實現市場經濟管理上的“無所不欲”與“無不為”。可見，國學的這些“基本觀點”，在今天仍然有著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如果我們今天的任何一級政府真正做到了這一點，真正做到不與民“爭”一分利，民也就不會去“爭”國家的一分利，我們的社會也就永遠地平安、太平了。
也就是說，在這一點上中國的國學要比曆史唯物論的國家學說先進多了。如果說，中國的國學也有自己的曆史發展觀的話，這就是她的建立在“道法自然”基礎上的行政管理理論。在她的這一理論裏，我們同樣可以見到相類似的“生產力理論”。這是一個包含了勞動者自身的生產力在內的“生產力理論”，而不是曆史唯物論那樣的單純的物質生產的“生產力論”；也同樣可以見到她的“生產關係理論”，不過不是曆史唯物論那裏的單純由物質的生產活動結合起來的生產關係，而是包含了家庭內部成員之間的關係、人與家庭的關係、家庭與國家的關係、人與國家的關係，即所謂的人與人、家庭、社會、國家的倫理、道德關係在內，還同時包含了人與自然環境的關係，即關係到人類自身的生存與發展的所謂的“天人合一”的關係。
因此，在這一曆史發展觀基礎上建立起來的社會製度、政治製度就成了真正意義上的“無為行政”社會製度、政治製度了。它不是把社會曆史發展的“本原”放在曆史唯物論生產力、生產關係間的思辨關係上，而是建立在自己的生產力、生產關係理論的基點上，用不同的“禮”來規範人們的生產活動、社會活動，來維持社會的穩定發展，通過不同的“禮”的架構實現了“道法自然”的行政管理理念。而被稱之為“上層建築”的“國家”，則行使著督促、檢查的管理者的作用。也正是有了這樣一種“禮”的規範，也才有了中國數千年穩定的封建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