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因此，黨建設的好壞，直接關係到我們事業的興衰成敗。1989年6月16日，鄧小平在同新的中央領導集體成員談話時，語重心長地說：“常委會的同誌要聚精會神地抓黨的建設。”“聚精會神”四個字，反映了鄧小平對黨的建設的高度重視和嚴格要求，表明在黨的諸項工作中，中國共產黨的自身建設處於非常重要的位置，不能有一絲一毫的忽視和放鬆。他的這個談話，既是對過去黨的建設工作的深刻總結，又是對今後黨的建設工作的殷切希望。此後他又反複強調，歸根到底是“要有一個好的黨來領導”。“隻要堅持並且改善黨的領導，由此帶動其他工作，我們的任務就能夠完成。”由此可見，鄧小平在領導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進程中，始終把加強黨的建設的任務擺到全黨工作的首位。
但是，堅持黨的領導，必須按照時代進步的要求不斷改善黨的領導。根據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的政治路線，我們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轉向了經濟建設，並邁開了改革開放的步伐。為了使黨的領導適應這一曆史性的轉折，肩負起帶領全體中國人民開拓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偉大曆史重任，鄧小平把改善黨的領導的任務提到了全黨麵前。在後來被稱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主題報告的講話中，鄧小平提出：“實現四個現代化是一場深刻的偉大的革命。在這場偉大的革命中，我們是在不斷地解決新的矛盾中前進的。因此，全黨同誌一定要善於學習，善於重新學習。”鄧小平敏銳地認識到，在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的新的使命中，我們黨不僅要迅速撥亂反正，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而且必須改善黨的組織狀況、領導工作狀況和領導製度，否則將很難承擔起曆史賦予我們黨的艱巨重任。1980年1月16日，鄧小平在中央召集的幹部會議上專門講了“堅持黨的領導，改善黨的領導”的問題，強調堅持黨的領導和改善黨的領導是同等重要的事情，不要黨的領導，中國沒有希望，不改善黨的領導，中國同樣沒有希望。“怎樣改善黨的領導，這個重大問題擺在我們的麵前。不好好研究這個問題，不解決這個問題，堅持不了黨的領導，提高不了黨的威信。”鄧小平把能否有效地改善黨的領導，提高到決定黨的領導地位，決定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成敗的高度。
（一）社會主義的現代化事業必須由共產黨領導
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進程中，鄧小平認為，隻能由共產黨來領導。他強調指出：“中國由共產黨領導，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由共產黨領導，這個原則是不能動搖的；動搖了中國就要倒退到分裂和混亂，就不可能實現現代化。”圍繞著這個根本原則，他做了多方麵的、深刻的闡釋。
第一，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是在長期革命鬥爭中形成的。鄧小平說：“我們黨同廣大群眾的聯係，對中國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是六十年的鬥爭曆史形成的。黨離不開人民，人民也離不開黨，這不是任何力量所能夠改變的”。我們走過的道路證明，中國革命，沒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不可能成功的。黨的四大時隻有900多個黨員，但就是我們這個900多人的黨，實現了國共合作，推進了北伐戰爭。大革命失敗後，我們的黨經受了十年血腥恐怖、百萬大軍“圍剿”，二萬五千裏長征的嚴峻考驗，戰勝了常人所戰勝不了的困難，領導中國人民經過艱苦卓絕的奮鬥，終於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勝利地進行了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雖然，我們黨也犯過嚴重錯誤，但是錯誤總還是由我們黨自己糾正的，而不是別的力量來糾正的。就是粉碎“四人幫”，也是由我們黨代表人民的利益和要求來實現的。在這樣的情況下，有人竟然要求削弱甚至取消黨的領導，這是廣大群眾所不能容許的。如果黨的領導被削弱，隻能導致無政府主義，導致社會主義事業的瓦解和覆滅，這是被大量實踐所證明了的客觀真理。
第二，中國共產黨的性質和特點決定了她能夠承擔中國革命和建設的領導責任。鄧小平說：“我們這個黨是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黨，是領導社會主義事業、領導無產階級專政的核心力量，是無產階級的、有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覺悟的、有革命紀律的先進隊伍”。正是這個性質和特點，決定了我們黨具有任何其他政黨都無法比擬的深厚基礎和強大力量，使黨當之無愧地成為中國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實代表，成為中國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幾十年的曆史證明，任何企圖動搖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的主張和行為，都會遭到廣大人民的抵製和反對。“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幫”的倒行逆施之所以引起全黨全國人民的堅決反抗，正是因為他們踢開了久經考驗並與人民群眾建立了血肉聯係的領導者中國共產黨。而粉碎“四人幫”以後，特別是三中全會以後黨的威信在全國人民中所以普遍提高，正是因為全國人民把他們對於前途的一切希望寄托在黨的領導上。因此，黨對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地位，是任何力量都無法改變的。
第三，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須由中國共產黨來領導。鄧小平說：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一件偉大而艱巨的事業。實現這個事業必須要有正確的政治路線、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麵、艱苦創業的精神、又紅又專的幹部隊伍。這些問題離開了中國共產黨，別的組織、別的派別都不可能解決。因為“沒有黨的領導，就沒有一條正確的政治路線；沒有黨的領導，就沒有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麵；沒有黨的領導，艱苦創業的精神就提倡不起來；沒有黨的領導，真正又紅又專、特別是有專業知識和專業能力的隊伍也建立不起來。這樣，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建設、祖國的統一，反霸權主義的鬥爭，也就沒有一個力量能夠領導進行”。我們製定的一些政策，包括對香港、澳門、台灣的政策，也是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基礎上製定的。沒有中國共產黨，沒有中國的社會主義，誰能夠製定這樣的政策？沒有哪個人有這個膽識，哪一個黨派都不行。這是誰也無法否認的客觀事實。
基於上述分析，鄧小平得出結論說：“沒有中國共產黨，就沒有社會主義的新中國”，“沒有黨的領導，就沒有現代中國的一切”。
（二）根據形勢的發展，必須努力改善黨的領導
在反複強調堅持黨的領導的同時，鄧小平十分突出地論述了改善黨的領導的極端重要性。他明確指出，“為了堅持黨的領導，必須努力改善黨的領導”。這是擺在全黨麵前的重大問題，不好好研究這個問題，不解決這個問題，堅持不了黨的領導，也提高不了黨的威信。這個問題的提出，有著深刻的曆史原因和現實原因。從曆史方麵看，十年內亂使我們黨受到了嚴重的損害，在思想、作風、組織諸方麵都存在著嚴重的不純，黨的戰鬥力明顯受到了削弱，黨的威信下降了。正如鄧小平指出的：過去，我們克服困難，黨的一個號召，黨中央的一句話，全國照辦，非常頂事。現在就不那麼容易了。為什麼呢？林彪、“四人幫”橫行時期，踢開黨委鬧“革命”，黨被打亂了，“四人幫”實行的是幫領導、幫統治。現在擺在我們麵前的迫切問題，是要恢複黨的戰鬥力。因此，需要改善黨的領導。從現實方麵看，黨的工作重點轉移以後，黨麵臨著經濟建設和改革開放的新形勢，新任務。完成這些新任務，在領導方式和工作方法等方麵，都還有很多不適應的地方。鄧小平說：剛進城的時候，毛澤東同誌就講過，我們過去熟悉的東西快要閑起來了，現在麵臨的是我們不熟悉的東西。由於很長時間沒有認真解決，現在這個問題更迫切更嚴重了。現在領導一個地區、一個部門，領導一個工廠，一個學校、一支部隊，工作都比過去複雜多了，困難多了。
比如經濟工作，我們當然總還是做了不少好事，但是，我們真正有係統地學會了有計劃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經濟沒有呢？在全國範圍內有計劃地建設社會主義經濟，這和解放區的經濟工作很不同。現在的經濟工作，問題比50年代又複雜得多。“黨應該居於領導的地位，但是，上麵說的這些問題必須認真研究解決。”上述兩個方麵的情況表明，黨在進入新的曆史時期後，必須著力解決改善黨的領導問題，否則，黨就無法實現建設四個現代化的偉大曆史使命。鄧小平不失時機地把這個問題提到全黨的麵前，意義是十分重大的。
第一，實行黨政分開。黨政分開即黨政職能分開，這是改善黨的領導必須解決的首要問題，也是政治體製改革的重要內容。長期以來，我們在加強黨的一元化領導的口號下，從中央到地方形成了嚴重的黨政不分，以黨代政，黨委包攬一切的狀況，管了許多不該管的工作。這種狀況妨礙並削弱了黨的領導作用的充分發揮。同時，由於權力過分集中，還造成了官僚主義泛濫、工作效率低下、人浮於事、民主集中製遭破壞等種種弊端。有些情況達到了令人無法容忍的地步，人民群眾很不滿意。黨的一元化領導，是在革命戰爭年代形成的。那時，革命根據地的中心任務是同敵人作戰，而戰爭環境變化急劇，很需要實行黨政軍民一元化的高度集中統一的領導體製。曆史證明，這種領導體製是當時所必需的，它為奪取戰爭勝利發揮了積極作用。但是，奪取政權以後，在複雜的、大規模經濟建設時期，如果繼續沿用這種一元化領導體製，就很不適應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了。隨著經濟建設的深入發展，這種不適應的情況就更為突出了。對此，鄧小平做了深刻的總結。他說：我們曆史上多次過分強調黨的集中統一，過分強調反對分散主義、鬧獨立性，很少強調必要的分權和自主權，很少反對個人過分集權。……黨成為全國的執政黨，特別是生產資料私有製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黨的中心任務已經不同於過去，社會主義建設的任務極為繁重複雜，權力過分集中，越來越不能適應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對這個問題長期沒有足夠的認識，成為發生“文化大革命”的一個重要原因，使我們付出了沉重的代價。現在再也不能不解決了。
在認真總結曆史經驗的基礎上，鄧小平對黨政分開的根據和基本原則作了具體的闡述。一是明確了黨組織的性質和作用。這是實行黨政分開的根據。他指出，黨的組織不是政府，不是國家的權力機關。無論是黨的組織還是黨員，都無權強製群眾接受你的意見。黨的組織隻能號召、吸引，用黨員的模範行動來影響群眾，而不能強製群眾接受黨的這個那個主張。黨組織的這種性質和作用，決定了必須實行黨政分開。二是明確了黨的領導的科學含義和實現黨的領導的正確方式。黨的領導，主要是政治上的領導，加強思想政治工作，保證正確的政治方向，保證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貫徹，調動各方麵的積極性。“從原則上說，各級黨組織應該把大量日常行政工作、業務工作，盡可能交給政府、業務部門承擔，黨的領導機關除了掌握方針政策和決定重要幹部的使用以外，要騰出主要的時間和精力來做思想政治工作，做人的工作，做群眾工作。”三是提出了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範圍內活動的思想。他一再強調，執政的黨要以法治國。這是實現黨政分開，克服以黨代政的重要保證。在這個思想指導下，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努力遵循“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範圍內活動”這一原則行事，並將它寫進了十二大黨章。這個規定，對於實現黨政分開，正確發揮黨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領導作用，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所有這些論述，為黨和國家具體實施黨政分開奠定了理論基礎。
鄧小平反複強調，實行黨政分開的目的，是為了改善和加強黨的領導，而不是削弱黨的領導。他說，實行這些改革，是為了使黨委擺脫日常事務，集中力量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和組織監督工作。這不是削弱黨的領導，而是更好地改善黨的領導，加強黨的領導。因此，前一階段在改革過程中出現的淡化黨的領導的傾向，是完全錯誤的，必須堅決糾正。
第二，認真貫徹民主集中製，擴大黨內民主。“文化大革命”給我們黨留下的最慘痛的經驗教訓，就是黨的民主集中製遭到嚴重破壞，黨內的民主生活被踐踏，個人專斷取代了集體領導，對不同意見不是采取民主的方法，而采取壓製和打擊的方法，這就使得正確的意見不能得到發表，黨的領導人所犯的錯誤不能及時有效地得到糾正。這是“文化大革命”所以能夠發起並延續十年之久的重要的原因。而我們能夠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靠的黨內民主。所以，鄧小平強調，解放思想是一個重大的政治問題，而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首要條件。他認為，“當前這個時期，特別需要強調民主。因為過去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民主集中製沒有真正實行，離開民主講集中，民主太少……就全黨、全國來看，許多人還不是那麼敢講話。好的意見不那麼敢講，對壞人壞事不那麼敢反對，這種狀況不改變，怎麼能叫大家解放思想，開動腦筋？四個現代化怎麼化法？”不允許人家講話，動不動就抓辮子、扣帽子、打棍子，黨內鴉雀無聲，是不可能有真正的解放思想的。要解放思想，就必須在黨內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誌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麵。這是解放思想的必要條件。鄧小平在推進解放思想的過程中，大力擴大黨內民主，堅決糾正一個時期以來黨內存在的“民主太少”的狀況，倡導“三不主義”（不抓辮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要求切實保障憲法和黨章規定的公民權利、黨員權利和黨委委員的權利，努力在黨內創造一個鼓勵講實話、敢於發表不同意見的氛圍，從而強有力地促進了全黨的思想解放。
解放思想需要民主，開拓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同樣需要民主。毛澤東曾就黨內民主的必要性說過這樣一番話：處在偉大鬥爭麵前的中國共產黨，要求整個黨的領導機關，全黨的黨員和幹部，高度地發揮其積極性，才能取得勝利。所謂發揮積極性，必須具體地表現在領導機關、幹部和黨員的創造能力，負責精神，工作的活躍，敢於和善於提出問題、發表意見、批評缺點，以及對於領導機關和領導幹部從愛護觀點出發的監督作用。沒有這些，所謂積極性就是空的。而這些積極性的發揮，有賴於黨內生活的民主化。黨內缺乏民主生活，發揮積極性的目的就不能達到。大批能幹人才的創造，也隻有在民主生活中才有可能。可見，中國革命的勝利，有賴於全黨的黨員、幹部和領導機關的積極性；而這種積極性的發揮，又有賴於黨內生活的民主化。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更需要全體黨員和各級領導機關的高度創造性和積極性。因此，同樣需要黨內生活的民主化。鄧小平指出：“一個革命政黨，就怕聽不到人民的聲音，最可怕的是鴉雀無聲。”“在黨內和人民群眾中，肯動腦筋、肯想問題的人愈多，對我們的事業就愈有利。於革命、搞建設，都要有一批勇於思考、勇於探索、勇於創新的闖將。沒有這樣一大批闖將，我們就無法擺脫貧窮落後的狀況，就無法趕上更談不到超過國際先進水平。”要鼓勵大家動腦筋、想問題，要造就一大批勇於思考、勇於探索、勇於創新的闖將，沒有黨內生活的民主化是辦不到的。針對一個時期以來黨內民主生活不正常的狀況，鄧小平強調：“要真正實行無產階級的民主集中製”。
黨實施領導需要集中，一旦形成決議就必須貫徹執行，而不能議而不決，更不允許各自為政。特別是在需要提高領導效率的情況下，該集中的必須認真集中。但要實行正確的集中，就必須充分發揚民主。重大問題一定要由集體討論決定。決定時，要嚴格實行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一人一票，不能由第一書記說了算。隻有認真貫徹民主集中製，才能保證黨的領導的正確性並及時糾正錯誤，也才能充分調動全體黨員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從而使黨的事業充滿活力和生機。
第三，建立一支合格的黨員隊伍。鄧小平在論述改善黨的領導時，把改善黨的組織狀況作為一個重要問題鮮明地提了出來，強調必須建立一支合格的黨員隊伍。他說：“現在，我們的黨員有了三千八百萬。如果這三千八百萬都合格，那將是一支多麼偉大的力量！”。然而，當時黨員隊伍存在的不合格情況，已經直接影響了黨的領導威信，削弱了黨的戰鬥力。而在黨政分開以後，黨實現領導的一個重要方麵，就是要求全體共產黨員充分發揮先鋒和模範作用，帶頭貫徹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如果黨員不合格，不能發揮先鋒和模範作用，黨的領導就會落空。因此，要改善黨的領導，必須認真解決建立一支合格的黨員隊伍問題。
清醒地估計和科學地分析黨的隊伍狀況，是建立一支合格的黨員隊伍的前提。鄧小平指出，我們黨的主流是好的，大多數黨員是合格的，但是，也有一些不合格的黨員。他們當中既有新黨員，也有老黨員。有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入黨的新黨員，一直沒有受到係統的黨的教育，不能成為群眾的模範，不合格。而有些原來很合格的老黨員，現在也不那麼合格了，不能成為群眾的模範。過去我們黨的威力為什麼那麼大？就是黨員打仗衝鋒在前、退卻在後，生活上吃苦在先、享受在後。這樣他們就成了群眾的模範、群眾的核心。現在有些黨員不同了，他們入黨是為了享受在先、吃苦在後，敗壞了黨風，嚴重地脫離了群眾。所以，鄧小平告誡說，合不合乎黨員的資格，合不合乎黨員的條件，這個問題不僅要尖銳地提到新黨員的麵前，也要提到一部分老黨員的麵前。
如何解決不合格黨員的問題，鄧小平認為，一是加強教育。就是說，對大多數黨員，必須著眼於教育。通過恢複和發揚黨的優良傳統作風，徹底肅清林彪、“四人幫”的流毒和影響，使廣大黨員振奮精神，重新堅定共產主義信念；通過修改、製定嚴格的黨規黨紀，使黨員、特別是“文化大革命”期間入黨的新黨員，懂得黨員的權利和義務，怎樣做一個共產黨員。二是嚴格整頓。對極少數腐化變質分子及背叛黨的立場的人，要采取組織措施，堅決清除出黨，決不能姑息遷就。尤其是不能允許那些公開反對黨，與黨鬧對立的人繼續留在黨內。1986年底，針對當時黨內一部分同誌對自由化思潮軟弱退讓的狀況，鄧小平嚴肅指出，有些人講的話，根本不像一個共產黨員。這樣的人留在黨內幹什麼？不是勸退的問題，要開除。三是堅決消除派性。要徹底消除在“文化大革命”中滋生起來的派性，堅決糾正派性高於黨性的不良傾向。鄧小平在反對派性這個問題上，是不遺餘力的。早在1975年抓整頓的過程中，鄧小平就公開向派性宣戰，同派性進行了毫不妥協的鬥爭。他明確要求，對於堅持鬧派性的人該調的就調，該批的就批，該鬥的就鬥，不能慢吞吞的，總是等待。要發動群眾同派性進行鬥爭，鬧派性的人還是怕群眾，隻要群眾起來了派性就沒有市場了。鄧小平嚴肅處理了一批影響極壞、幹了許多壞事的幫派骨幹分子。
打倒“四人幫”以後，鄧小平再次複出，他繼續堅定不移地反對派性，強調對於那些派性思想嚴重，根本不顧黨的最緊要利益的人，決不能重用。在鄧小平看來，派性是黨的戰鬥力的嚴重腐蝕劑，如果任憑派性作怪，黨就渙散了，就分裂了，因此對於派性必須堅決清除，對於堅持派性的人就要取消他共產黨員的資格。四是要發揮黨員的先鋒模範作用。鄧小平指出，我們黨在長期的革命戰爭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中，形成了內涵非常豐富的優良傳統和作風，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用黨員的先鋒模範作用來團結群眾，影響群眾，樹立黨的領導威信。他說，我們黨在革命戰爭年代之所以有那麼大的威力，能夠成為群眾的模範、群眾的核心，道理其實很簡單，就是因為黨員打仗衝鋒在前，退卻在後，生活上吃苦在先，享受在後。那個時候當一個共產黨員不容易。當個共產黨的幹部，比如當個連長、當個排長，行軍的時候一個人要背兩三支長槍。現在有些共產黨員不同了，他們入黨是為了享受在先，吃苦在後。“所以現在我們提出，我們這個黨要恢複優良的傳統和作風，有一個黨員要合格的問題。合不合乎黨員的資格，合不合乎黨員的條件，這個問題不隻是提到新黨員麵前，也提到一部分老黨員麵前了。所以，我們黨確實存在一個整頓的問題。”隨著經濟建設和改革開放深入持久的發展，鄧小平更加強調繼承和發揚黨的優良傳統。他把我們黨在長期革命和建設實踐形成的優良傳統概括為“五種精神”，即：革命和拚命精神，嚴守紀律和自我犧牲精神，大公無私和先人後己精神，壓倒一切敵人、壓倒一切困難的精神，堅持革命樂觀主義、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的精神。他強調說：“搞社會主義建設，實現四個現代化，同樣要在黨中央的正確領導下，大大發揚這些精神。如果一個共產黨員沒有這些精神，就決不能算是一個合格的共產黨員。不但如此，我們還要大聲疾呼和以身作則地把這些精神推廣到全體人民、全體青少年中間去，使之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精神文明的主要支柱，為世界上一切要求革命、要求進步的人們所向往，也為世界上許多精神空虛、思想苦悶的人們所羨慕。”五是黨員領導幹部要帶頭做一個合格的黨員。黨員領導幹部，特別是高級領導幹部是治黨、治國、治軍的中堅和骨幹，抓黨員隊伍建設，必須先從黨員領導幹部、特別是高級領導幹部抓起。我們曆來有黨員領導幹部以身作則的優良傳統。人民群眾主要是通過我們黨的各級領導幹部的模範行動，認同我們黨、擁護我們黨的。然而，“文化大革命”嚴重破壞了黨規黨法，在一些黨員領導幹部中滋生出了不良風氣。
鄧小平看到了這個問題的嚴重性，他嚴肅指出，這些不良風氣，使我們黨脫離群眾。他特別批評了一些領導幹部的那種“所到之處，或則迎送吃喝，或則封鎖交通，或則大肆宣揚”的做派，要求這種嚴重脫離群眾的事情，從中央到地方都不許再做。我們黨的生命，就在於和人民群眾有著血肉一般的聯係，得到了人民群眾的衷心擁護。鄧小平要求黨員領導幹部，特別是高級幹部要帶頭發揚黨的艱苦奮鬥、密切聯係群眾的優良傳統，嚴格遵守黨規黨法，發揮黨員的先鋒模範作用，努力給廣大黨員做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