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有時對我又十分惡劣，那往往是他受了劉校長表揚的時候，就會對我瞪起三棱子眼睛：“你狗日的一天磨磨蹭蹭的，不好好改造，你死到陰司也不是個好鬼！人家劉校長跟你是同班同學，瞧人家而今在啥位位上敬著？你而今在啥洞兒裏蜷著？共產黨是人民的大救星，你敢反黨，真沒看出，你後腦勺上長了一根反骨……”
然而更多的是他既沒受到劉建國的批評也沒受到表揚的時間，他就一邊揉著麵團，一邊斜著眼兒，說著損我的話。他一個人做飯，許是太寂寞；教師們一般不屑於和他有過多的交往，沒有共同的語言；他於是就把我當做開心的對象：“徐慎行，聽說你的本事很大的咧！能寫能畫，吹拉彈唱，是個全才咧！聽說你能倒背《論語》，學問深沉咧！你沒事幹了，撓撓訚去嘛！怎麼就要長嘴長舌地提意見？這下倒好！放著人民教師的位位不能坐，跟我這號下苦人燒鍋燎灶，侍候人家。本來該著我這號受苦人侍候你哩！”
他有時又顯出很下流的樣子：“你這家夥豔福不小哩！那個裝模作樣來批判你的女先生，長得多疼人哪！聽說你跟她念書時，‘咕咚’在一搭？嗨！你說實話，你跟她×來沒有！哈嗬！甭臉紅哇！隻要摸她一把奶，死了也值了！”
我要是不能忍受而抽身走掉，他就會大喊大叫：“這賊驢日的右派又鑽到哪達去了？不看看火都滅咧！真是頑固……”
我索性不說話。無論他罵，他損，我都權當是狗放屁。我最怯火的，是他到劉校長麵前對我的揭發。劉校長經常通過他了解我的言行。禍從口出，我記下了這個千古名言。時日一長，我甚至能對著他罵我損我的臉孔傻傻地笑笑，討好地笑笑。
我的妻子的變化更富於戲劇性。
我自那年暑假成了右派，就沒有回家去過。我怕見父親，怕見楊徐村的父老兄弟，尤其怕見我的妻子淑娥。我不知該怎麼辦，和田芳斷絕了，我更願意孤身獨處，在這種情況下，我覺得最難處理的關係是她。離婚吧，我正是政治上遭難的時候；回去與她湊和著過吧，我心裏覺得自己太下賤了，連個人味兒也沒有了。
寒假裏，我沒處去了，想在學校呆著，劉建國安排了輪流護校的人員，居然沒有我，更不容許我整個一個假期都呆在學校了。他不放心我，怕我縱火或爆炸吧？我在寒冷的臘月裏，回到了有點陌生的家鄉楊徐村。
村子裏的臨著街巷的牆壁上，有用白灰刷寫的大幅標語：“社會主義好”，“保衛社會主義江山，反擊右派進攻。”我幾乎再不敢東張西望，低著頭進了自己的門樓。
我踏進院子，聽見小灶房裏有啪噠啪噠的風箱聲。我的妻子淑娥大約聽見腳步響，從小灶房裏探出來，看見我，站直了身子，問：“你找誰？”
她裝作不認識我了。我也不知該怎麼對付這種局麵，避開她的惡恨的眼光，徑直往裏走。
“噢！這是有名有望的徐老先生的好兒子呀！我這笨人笨眼，倒認不得了！”她在灶房門口拍打著手，拍打著膝蓋，大噓小歎，挪揄著說，“聽說你幹闊了，從左派升成右派了！真氣魄呀！給徐家爭下光了！”
我的心像是給紮了一錐子，疼得幾乎窒息了。我走進自己的住房，癱瘓似地跌坐在椅子上，腦子裏麻木了。
她又趕進房裏來，手插在腰裏，站在門口，嘲弄地撇著厚厚的嘴唇：“你怎麼一個人回來了？你的白毛女呢？那個野婆娘呢？”
“你……”我的血一下子衝到腦頂，忽地站起，拳頭捶在桌子上，“你再……胡說一句！？”
“在我麵前凶，算啥本事？”她根本不怕，反而挺挺腰，“有本事在學校裏發凶去！”
我想到我在學校的屈辱，頓然軟了，坐了下來。
“你的右派，也不是我給定的，在我跟前凶啥呀！”她得勢了，“你壓迫了我成十年，欺侮了我成十年，我低聲下氣跟你快十年了！夠了！你而今落下個大右派，跑回老窩兒來了，要是不當右派，你還是鑽在野窩兒不回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