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章上批評的就是這樣的思想。”我不能同意父親的活，抱屈地說，“黨要求每個黨員要開展積極的思想鬥爭，不能不是潔身自好，我是預備黨員，我聽黨的話……”
“這個話你該問自己，怎麼回事？”父親並不覺得我有什麼委屈，反而直挖我的心底，“我不是預備黨員，不懂黨的規矩；你是，你也懂，你說為啥？”
我說不清為啥。我虔誠地擁護“大鳴大放”和“反右派鬥爭”，卻沒有想到自己會是一個右派。我自己成了右派，也沒有絲毫的異議懷疑反右鬥爭的偏頗。這樣，我處於痛苦之中。即使處於痛苦之中，也不能重新接受早已聽得心煩耳膩的父親的處世哲學，經從我心裏被蕩除出去的陳腐發黴的東西了。但是，不管造成我的這種結局和處境的原因如何解釋，而結論卻正好證明了父親的正確。
“我也不想再說這事了，說也遲了，無用了，於事無補了。”父親此刻平靜下來，一種世故的平靜，“我想過了，君子不吃後悔藥。你也甭太難過。不能做先生，那就當農夫。回鄉務農，自食其力。‘人到無求品自高’哇！”
我苦笑一下，告訴他，新社會的人民教師，是有組織性兒的，不像舊社會做私塾先生，願意受聘即去，不願受聘就不幹，一切要聽從教育局的調撥安排。
“那麼，現在安排你做什麼事？”
“打鈴，掃地……”
“打鈴掃地就打鈴掃地，總沒判你死刑吧？”父親倒顯得不大在乎，“你願意打鈴掃地就在學校打鈴掃地，不願意打鈴掃地了回家去務農。你要再想死，先給我招呼一聲，讓我跟你娘先死，你把倆老人埋葬了，再死不遲。讓我跟你娘給你抬棺下葬，你良心上能過得去？”
我的心裏陣陣發酸，終於忍不住，哭出聲來。我們父子間平時很少這類骨肉情長的交談。我看見了他的白發，他的蒼老的臉，雖然像過去一樣嚴峻而死板，畢竟因為垂暮的神色令我醒悟出自己對家庭責任了。我真想放聲痛哭一場，無遮無掩，痛痛快快地放開喉嚨大哭一場。
“我沒有力氣來搬你的屍首了。”父親淌著淚，卻說著這樣淒慘絕情的話，“我也不會讓楊徐村的鄉親來搬屍。你日後怎樣活人，自己想想吧！我的話你不聽，‘子大不由父’。我也管不上了！”
他要走，我也沒有實心挽留。我在學校的這種低下的處境，他也沒有臉麵再待下去。我送他走上那條爬上東源的官路時，看著他拄著一根粗劣的手杖——實際是一根樹枝一緩緩走去的步態，我可憐起他來了，狠狠地捶打自己的胸脯，我落到一種怎樣的地步？學校裏把我當作不忠誠分子，父親也把我當作叛逆者，我算一個什麼東西呢？
晚飯以後，校園裏呈現出一種鬆懈下來的恬靜的氣氛，教師們有的提著水壺，懶洋洋地邁著步子到水房裏去打水，或泡茶喝，或羼成溫水擦身，再不像上課時那匆匆急急的樣子了。有的教師在槐樹底下下象棋，有的在井台上洗衣服，誰的舒悅的笛聲在一排排教室之間繚繞。我關好開水爐，就提上鍁和掃帚，去打掃廁所，這是清除師生們排泄物的最佳時空。
“徐慎行，你出來——”
天哪！田芳在喊我！我手中正在便池裏掏挖的鐵鍁掉在地上，眼前一黑，我差點跌到屎尿池子裏去了。我跌倒在牆上，那炸雷一樣轟擊我耳膜的餘音還在回蕩，心兒慌亂不止，我幾乎被震昏了。
“徐慎行，你出來——”
我無處躲，又無處逃，從再次響起的聲音判斷，她就堵在男廁所的門口。我自發出那封臭罵她的信以後，就沒有再想過還會和她相見，偶然的相遇也許不能排除，有意找我的事，大大出乎我的預料，我捂著良心和為人的道德，向她臉上潑去了多麼髒的東西！我無臉見她，也不想再做解釋。我要她永遠恨我，甚至鄙視我，都比依戀我更好……我惶惶然從廁所門裏走出來，做好了挨耳光的精神準備。
我一走出廁所門，就看見一雙憤怒的火燃燒得痛苦不堪的眼睛，我立即低下頭，再不敢看了。她在看見我的最初一瞬，身子微微顫抖了一下。不容我多想，我就聽見一聲嚇人的喝斥：
“我要批判你！到這邊來——”
她的非常舉動使我忐忑不安，她要批判我？我當了右派也有一段時間了，她現在才想起來要批判我？我機械地走到那個小花壇前頭，隨她站住了。這是學校裏最顯眼的地方，房簷下的牆壁上掛著一隻大鍾，下麵寫著四個仿宋紅字：按時到校。有幾個教師站在遠處看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