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最後一次見麵，是在縣一中的“鳴放”會期間，那是我們畢業以後的又一次難得相聚的機會。後來，當我被宣布為“中右”時，她的驚恐並不在我之下。那天晚上，我被監護著，無法與她相會。我想立即向她訴敘這一切變化的由來，心情十分迫切，卻不能單獨自由來去了。直到“鳴放”會結束那天，她來到我們小組住宿的地方，幫助我捆被子、卻不說話，我看見一滴一滴的淚水滴在捆紮被子的白色線繩上。捆完之後，我沒有勇氣看她一眼，低著頭，懊喪地等待她開口。她沒有告別，就走了，當我抬起頭來，隻看見她閃出門口時的一個背影。
當我回到學校，打開被子，發現有一張小紙條：
我真想打你……你太叫人想不到了！
我永遠等你！
我真希望她抽打我，不是用手，而是用皮繩或者木棍，狠狠地抽打我，我在這親人的抽打中才能得到一點負罪的解脫。
我天不明就爬起來掃地，而且盡量不掃出聲響，以免驚醒正在酣睡的教師。我一天不是三次而是不計次數地給主任和校長打水，接著給所有教師都送水到房間。我打掃了院子，又自動去打掃廁所，教員廁所和學生廁所。我揀來好多爛磚頭，把小灶房和走道之間的泥路鋪接起來，使教師們下雨天來打飯時不踩泥水。我燒完開水，就揀尚未燒燼的煤渣兒，節約開支。我幫炊事員楊師傅洗菜，涮鍋。總之，從天不明爬起來到打過熄燈就寢的鈴聲，我不使自己有一刻鍾的閑歇時間。我想向全校一切人，校長，教導主任，男女教員，學生以及炊事員，用我的不懈的努力，證明我改造的誠心。我的老同學劉校長給我談過，要認真改造，爭取重新做人，我要用誠懇的行為，贖回我的原罪。我渴望重新做為一個人的心情越強烈，我表現出來的改造的心意就越誠懇。我甚至覺得這個六七百名師生的學校裏的雜務太少了，不夠我表現。
過了一年，沒有人找我談一談我改造得怎樣了？我有點急，又不敢流露出來。這天，劉建國把我叫到他的房子，對我說：
“你這一年的表現不錯，同誌們反映好。”
我的心撲撲直跳，做人的出頭之日到來了嗎？我按捺不住激動的心情，向他做出一個感激涕零的笑，卻說不出話來。
“你的行動表現了你的決心。”劉建國說，“可你心裏怎麼想的呢？你應該向黨表示一下。”
我的心又慌亂了，行動和內心難道不一致嗎？我忙說：“什麼時候表決心呢？”
我知道，這個時候，社會上已掀起一個“向黨交紅心”的運動，學校裏早已刷上大紅標語了。教師們每天下午開會，向黨交心，我沒有資格參加會議，隻是埋頭雜務。劉建國校長讓我向黨交心，我終於有了一個向全體教師剖白自己的機會。我一夜沒有睡好覺，把那個發言稿看了一遍又一遍。我一定要把自己的錯誤思想深刻地自我批判，爭取早日拿起象征著人的標誌的教案本來。
第二天下午，當我把自己狠狠地批了一通，狠得我痛哭起來的時候，我覺得我的確輕鬆了一下。緊接著是大家的評議，第一個人的發言之後，我就沒有眼淚可流了，隨之而起的爭先恐後的發言，一個比一個激烈。沒有一個人提及我做了許多不屬於我做的事。沒有一個人說我表現過哪怕是一分的改造的誠意，而是對我說過的那句反黨言論——好大喜功的話，重新進行批判，甚至比“鳴放”會上訂我“中右”時的氣氛還要嚴厲，火力還要猛烈。有人在分析我的反動言論的根源時，說我本身就是一個不純潔分子，生活作風有問題……
我徹底垮台了。我回到自己的小房子裏，一頭就栽倒了。我又犯了一個錯誤，把自己的罪行看得太輕鬆了，尤其是把時間的概念完全弄錯了。想重新做人，遠得看不到頭哩！我渾身沒有一絲兒勁了。人的絕望，就產生於這種迷茫之中。我堅決自殺！
打過熄燈鈴兒，我插了門，第一件事就是給田芳寫信。我拔開毛筆帽兒，在紅格白紙上寫下一個“芳”字的時候，眼淚就糊住了眼睛。我聽見敲門聲，慌忙收拾了紙筆，拉開門扣兒，門外站著劉建國校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