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讀課文了，孩子們齊刷刷地舉起了小手。
老師隨意點了一個胖胖的男孩兒，這個孩子一開口就把句子念錯了。老師柔聲提醒他看清楚再念，他居然結巴起來。鄰坐的一個男生忍不住笑了，舉手想替這個同學讀，但老師沒有應允。老師耐心地鼓勵胖男孩兒重新再來，胖男孩兒的額頭滲出了汗水，總算把那個句子念順當了。老師示意他坐下，然後，走到那個發笑的孩子身邊，問他：“你想評價一下他的閱讀嗎？”那個男孩兒站起來，伶牙俐齒地說：“他急得出了滿頭大汗，才把一個句子念好了。”
老師說：“應該說，他為了念好一個句子，急得出了滿頭大汗——請你帶個頭，我們一起用掌聲鼓勵他一下，好嗎？”
在我看來，這位非凡的老師給了弱者尊嚴，給了強者仁愛，更給了所有孩子看世界的眼睛。
19.傳到天堂的歌聲
關先生去世了。老人家一生專門從事兒童歌曲創作，在身後留下了數百首膾炙人口的優秀作品。客居京城的他留下遺願——將骨灰安放到家鄉的陵園。
骨灰安放儀式由家鄉的文化局主辦。主辦單位費盡心機，為這位蜚聲海內外的老藝術家設計了一個非常獨特的儀式：由一百名身著白色衣褲的少年兒童手握鮮花，分列於陵園甬路兩側，一首接一首地聯唱關先生生前所創作的歌曲，領導、親友的致辭以及獻花、骨灰安放等議程便在這不間斷的歌聲中進行。
儀式九點鍾正式開始，老人家的兒子提前半個鍾頭趕到了陵園。當他看到那隆重的場麵、莊肅的氣氛，眼裏登時蓄滿了激動的淚水。他想：父親摯愛的這塊熱土果然是最值得摯愛的！他的家鄉人是這樣懂他、敬他，如果老人家有知，他定會含笑九泉了。
老人家的夫人是按時趕來的。一身黑衣的她，一下車就在原地愣住了。她問文化局的有關領導：“這些孩子們是來幹什麼的？”
回答說：“是來參加關老的骨灰安放儀式的呀！這些孩子，全都是少年合唱團的，過一會兒，他們將要演唱老先生創作的那些……”
不等那位領導說完，關夫人就痛苦地舉起一隻手製止了他。她說：
“讓這些孩子回家，馬上。”
主辦人立時慌了神兒。他們叫來了關先生的兒子，問他這樣安排究竟哪裏不妥。那位小關先生聽後也是滿臉的困惑。他走過去問母親，母親說：“你先讓孩子們走，孩子們走了，我會告訴你的。”
孩子們還沒來得及唱一首歌，就被莫名遣散了。他們低著頭，悄沒聲兒地走過小鬆柏林，可剛一走出陵園的門口，就小鳥般嬉逐歡叫起來。
關夫人長長地出了一口氣，告訴兒子說：“你父親的心，一輩子都撲在孩子們身上了。他寫的歌，無一不是輕快的、歡暢的，他把孩子們的快樂當成了自己的最高追求。他創作的那些歌曲，絕不是為了讓孩子們悶著頭在這個充滿了悲情的地方演唱的。別說一百個人，就算是有一千個人在這裏唱歌，那歌聲再響亮，也傳不到你父親所在的天堂。你父親長了一副隻聽孩子快樂歌唱的耳朵。你要是真懂你父親、敬你父親，你就不能允許別人拿他心愛的孩子當擺設，不能允許別人強迫孩子在不想唱歌的時候唱歌。”
那天的骨灰安放儀式沒有歌聲。但是，有一個人，在天堂裏無比幸福地聽到了美妙的童聲聯唱……
20.愛是不能替代的
在我最近的閱讀中，有兩個女人的愛情故事深深打動了我。
她們的命運是那麼相似：都曾有過驚世駭俗的愛情；都不是丈夫的原配；都成了遺孀；都憑著對另一扇翅膀的美好回憶，在人間單翅飛翔。
——廖靜文女士，徐悲鴻先生的遺孀。她揣著一個到了墳墓都不忍放下的故事：“悲鴻每次去開會的時候，回來都會帶三塊兒糖，兩塊兒給孩子，一塊兒給我，就是這樣。他去開會的那天，從早到晚都在會場。他開了一天的會，晚上又去出席一個招待外賓的宴會，就在這個宴會上他腦溢血了，就再也沒有回來。他死了以後，我在他身上摸到了三塊兒水果糖，他是預備帶回家給我和小孩兒吃的。”那是1953年的事，那時，一塊兒糖給苦難人生帶來的安慰是不容低估的。徐悲鴻去世之後，廖靜文女士的生活中也曾闖進了一位姓黃的年輕軍官。她的女兒甚至曾對她說：“要是黃叔叔老在我們家裏該有多好啊！”但是，廖靜文一看到客廳裏掛著的“像油畫那麼大的悲鴻的畫像”，看到到處都是徐悲鴻的痕跡的家，她就明白了她永遠不可能停止對徐悲鴻的思念，恰如徐悲鴻生前所說：“愛是不能替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