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真理，尋求光明
在今天的人們看來探索真理，尋求光明似乎是理所當然的，但是父親出生在混混噩噩的清末，又出自一個衣食無著的家庭，但是，他不安於在家裏飽食終日，不安於在學校裏循規蹈矩，從小就閱讀進步書籍，16歲就讀馬克思的書，是很不容易的。
首先，在19世紀10到20年代絕大多數學習馬克思主義的人都是知識分子，當年的知識分子幾乎都是家境不差的，至少不是衣食無著的。但其中不是衰敗沒落，就是喪父失母的家庭，但父親卻不出於這樣的家庭，家道殷實，父母健在。
其次，當時新思想傳播的地區主要是江浙、湖廣、四川和北京，父親生自剛剛弛禁招墾的滿清老根據地東北，能夠追求進步是十分不易的，沒有非常的敏感是很難做到的。
再次，父親出自一個世代為官的滿族家庭，衝破家庭阻力追求光明是十分不易的。民國的口號是“驅逐韃虜，恢複中華”。滿族人的地位一落千丈，正在這個時候，父親以小小16歲的年紀南下北京，是個很大膽的舉動。在家裏，祖父早年還是官吏，盡管開明，父親的行動在滿族青年中也是鳳毛麟角。
最後，父親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也是惟一的兒子，祖父母都是很愛父親的，能夠舍棄親情求學，求光明，20歲就遠離家鄉，也是難能可貴的。
父親生活在那個時代，盡管有種種不利條件，卻矢誌追求光明，堪稱時代的佼佼者，這些都激勵著我對可持續發展、知識經濟和循環經濟等新事物的研究。把父親的一生寫出來，對我們這個世紀的人也是十分有借鑒意義的。
國家興亡，匹夫有責
父親是20世紀30年代的公費留學生，可謂鳳毛麟角，但總數也以千計，不算太希奇。
父親的導師，是名師，這在理工科留學生中也不算太希奇，師從諾貝爾獎金獲得者的也有幾十人。但文科留學生師從國際一流名師的怕就是屈指導可數了。父親的導師——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拉斯基教授，是至今世界工黨和社會民主黨的理論權威和偶像，曾任英國工黨主席，如不是英年早逝將會出任英國首相。
師從這樣的導師而又倍受青睞的，就更不知有幾人了。拉斯基教授對父親論文的評價，怕是對包括英國學生在內的世界學生，也是沒給過幾個人的。
而當論文做成後，導師希望他留下來工作，如果願意還可以推薦到遠離戰火的美國去工作，自己卻執意不留，反而要導師資助60英鎊才能回國，從而回到經常被轟炸，天天跑防空洞，有的教授和豬一起住在農舍中的重慶的，怕頂多也就是幾個人了。
父親為什麼這樣做呢？談起這件事他從不慷慨激昂，從沒有高談闊論，他說：“我是中國人，中國處在戰火之中；我是東北人，東北淪亡在鐵蹄之下；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國家亡了，學問還有什麼用？我怎麼能留在國外呢？”
在上個世紀70年代的極端逆境中，父親對當年的抉擇也沒有後悔，隻是在1971年中國恢複聯合國合法席位後，父親有過一次感歎：“如果當年沒回來，我可能在聯合國工作了，聯合國是需要大量懂中、英、俄文的法學專家的。”父親說的一點都不錯，父親的一個同學，拉斯基的另一個學生，就在上個世紀70年代做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副總幹事。
上個世紀90年代初，我做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官員，其時，父親已去世10多年了。我從不迷信，連因果報應也不大相信，但這其中有沒有父親的瞑瞑之願呢？連我也有些疑惑了。
吳恩裕教授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高風亮節，不是在口頭上，而是在行動中，雖然他舍棄一切歸國，後並未對抗戰做什麼大事，但他無怨無悔，誰又能說不是這千千萬萬有脊梁的中國人造就了抗日戰爭的勝利呢？
不能在這個時候加入執政黨
當解放戰爭大局已定，1948年解放軍圍攻當時的北平時，有的進步人士逃出北平，投奔圍城部隊。父親後來曾談起這件事，認為必要性不大，戰時教授去會給軍隊添麻煩，留在城裏也可以起作用，但當時他從未宣揚，而是在多年後談起。父親的這種看法未必全對，但這真真切切地反映了他的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