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00年我寫“快樂歌”開始，陸續又寫了二十多首關於社會人生方麵的朗誦詩。這些詩一改過去的詩風，著眼於市民百姓的閱讀朗誦，用詞盡量口語化，講求韻律節奏，力求通俗易懂。詩作發表後，讀者互相傳抄，一些人在民間的各種聚會上即席朗誦，不斷有人輾轉找到我索要詩篇，交流讀詩的體會。讀者的熱情使我深受感動。
在與讀者的交流中，我了解到，這些喜愛我詩歌的人中，相當一部分是來自基層的普通市民。我的詩之所以能感動他們，我想，首先是因為詩歌所反映的思想內容與他們在現實生活中的體驗和情感產生了某種共鳴。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們在社會變革的大背景下，個人升遷榮辱、生活際遇變化所產生的喜怒哀樂、愛憎好惡。其次，他們中許多人原本就喜歡詩，隻是近些年與詩疏離了，但對詩歌的心結未變（這讓我第一次發現，原來詩歌競有如此深厚的群眾基礎）。顯然，他們喜歡我“一物難求”；另一方麵，商品生產企業的倉庫中卻是產品堆積如山，銷售無門。現在的詩人，更像一個“養在深閨人未識”的怨婦。
客觀地說，我寫詩隻是緣於對詩歌的愛好與衝動。我對現代詩歌現狀、流派、及其發展趨勢缺乏總覽和探究，從理論上剖析這種現象自覺難以勝任。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即，目前詩壇現狀必然有內部與外部、個人與社會、國內與國際交互作用的複雜的文化成因。我們不能否定詩歌發展的成就，不能否認現代詩壇各種流派相互作用、風格各異的現實是一種進步（就純藝術而言）。我隻是認為，詩歌創作的主流必須反映人民群眾的社會實踐活動，任何文藝的複興和繁榮都必須接受社會實踐的檢驗。詩歌創作離開了廣大人民群眾的閱讀、評賞、傳誦，必然會變成少數詩人、單一流派和創作思想的近親繁殖。這是文化基因上的退化，是詩歌發展的死胡同。同時，我認為，一個時代整體詩歌創作的發展是必然符合否定之否定的辨證發展規律的。當詩歌走到今天，當詩歌遠離人民群眾火熱的現實生活，那麼，她回歸現實，重新擔當起文化責任和社會責任的時候就不會遠了。”金風玉露一相逢，便勝卻、人間無數”。我們期待著詩歌的繁榮興旺，呼喚詩歌女神的重因為這是人類的天性使然。因為生命是美麗的，美麗的就有權利生長！
最後，我想說，這本書的出版，受到了全國政協副主席張梅穎的關愛，由於工作原因，梅穎副主席來哈視察時，我曾有幸接待過，並有過幾次交談。她極高的政治素養和深厚的文學底蘊，令人欽佩。這次她在百忙之中親自為本書作序，並說了許多鼓勵的話，使我銘感五內。還有中國作協高洪波、葉延濱、蔣巍，哈爾濱市文聯主席阿成等諸先生都對我的詩歌出版給予了極大的支持。蔣巍最早讀我的“快樂歌”時，就曾說：“在當今社會變革轉型期，這類著眼社會生活和人生思考方麵的詩歌，旨在提倡心靈和諧，舒緩人的心理壓力，對於化解社會矛盾，建設和諧社會有一定的積極意義，應該努力多寫一些，形成係列和特色”。於是，才有了這本書的問世。還要真誠感謝那些默默關注支持我的廣大讀者，是你們的鼓勵，使我在個人創作的快樂中感受到一種莊嚴的社會責任感和使命感。
齊燕濱。
2008年6月18日於哈爾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