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乎所有的女權主義者都約好了似的，對漢娜·阿倫特保持沉默。這位在當代政治哲學領域作出卓越貢獻的女性，並沒有進入同樣以政治目標為己任的女權主義視野。這當然首先是因為阿倫特在公共活動（公共言論）中從來不以自己的女性身份自居，她絕不以個人女性的聲音發言。1952年，普林斯頓大學請她主持極具聲譽的克裏斯蒂安·高斯講座，她對強調她作為第一名女性感到不快。這不難理解，對一個意識到自己心智上的完整、體驗到自己身上足夠力量的人來說，把她放在一個需要加以突出性別的位置上，肯定不是一種對她的獎賞。
不與阿倫特為伍的另外一個可能的理由是她與海德格爾的關係。在今天更年輕更時髦的一代人看來，它不僅是哪兒不對勁的問題，還很可能是丟臉的和聲名狼藉的。從表麵上能得到的所有材料表明，從一開始這兩人之間的關係就是不平等的。一個居高臨下、滔滔不絕，另一個畢恭畢敬、洗耳恭聽；一個感到對方隻是肉體上的熱情和吸引，另一個卻同時領略對方全部的精神和靈魂；一個始終處於主動和支配的地位，以其老到圓滑的精心策劃，控製對方和與對方的交往，另一個隻能處於完全消極、被動的位置，任其擺布。如果說在最初四年的戀情中，阿倫特年輕無辜、情有可原的話——剛開始時她隻是一個尚未涉世的十八歲女孩，而海德格爾已三十五歲——那麼二十五年以後，尤其是當海德格爾與納粹合作的醜行被公之於世之後，阿倫特對海德格爾一如既往的忠誠、維護，保持和他的繼續交往甚至為他辯護、為在美國出版他的著作極力奔波、一再努力希望和他單獨相處，就顯得非常不可思議了。不管是從承擔猶太人悲慘處境為起點建立自己學說的卓越思想家的眼光，還是以一個在人格和事業上都完全成熟的女性身份，她的做法——用常掛在人們嘴邊的一句話來說——顯得“沒有必要”。何況在後來整個過程中，她已經從個人交往的角度一再意識到海德格爾的某些人格缺陷，他的種種不能自圓其說，“天才和謊話的大雜燴”，她給雅斯貝爾斯的信中寫道。乃至阿倫特在事業上始終得不到海德格爾的公正肯定，所有這些，竟然都沒有妨礙阿倫特與海德格爾恢複和進一步建立聯係，哪怕這種關係後來嚴格被限製在友誼的範圍之內。
這是一種怎樣的力量？怎樣的推動力？到底因為什麼，使得這位在公共生活和公共領域中活力非凡、一身正氣的超拔的女性，在她的個人生活中要忍受如此的不公正？
阿倫特屬於對自身坦然、坦率的那一種人。她意識到自己身上的種種力量，它們的兩個對立的極端是智性和情欲。任何一個正常的人，隻要他還沒有被諸如功名利祿所扭曲的話，也能體驗得到自己身上的這些力量。然而在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說人們擁有什麼他就懼怕什麼，他恰恰恐懼自己具備的東西。對同時擁有智性和情欲力量的人來說，他的一個特殊的恐懼是，生怕其中的一個會毀了另一個。最常見的情況是，對立誌從事智性活動的人來說，他更恐懼情欲的力量會毀了智性的力量，因為這畢竟是他的安身立命之本。漸漸地，這會造成一種障礙，使得這些人遠離情欲，把自己局限在日複一日單調枯燥的書案工作之中，忘記了人來到這個世界上並不是僅僅受這種罪。隻有極少數的人能夠跨越這種障礙，仍然把自己當作整體的人加以對待和體驗。
最初阿倫特和海德格爾幽會時，這位老師向他忠實的女學生到底說了些什麼，人們隻能想象，具體的不得而知。顯然，年輕的姑娘給人以這樣的信任：在她的生氣勃勃背後，有一種罕見的、堅忍的力量，但它們並不導致固執和孤僻，相反，卻徑直走向敞開、接納和承受，隨時準備迎接從天而降的任何好東西。她天性完整、敏感和豐厚。一旦有可能，一經春風化雨，所有她身上潛藏的優秀品質，就會以不可思議的方式生長和嶄露頭角，讓人驚訝不已。這正是海德格爾最希望見到乃至暗中等待的。這位以其“離經叛道”躍居要位的年輕哲學教授，他的理論本身要求一種實踐，一種實實在在的“返回”和“照亮”，一種具體的“出世入化”。說他對阿倫特僅僅是一種肉體上的興趣是不公正的，他不可能對其他擁有年輕芬芳肉體的姑娘也有同樣的興趣，阿倫特與他的理論及事業並存。如果把傾聽也看作一種言說的話，阿倫特非同尋常的、無盡的傾聽和吸納已經參與了他智性的創造活動，拓寬和變動著他的視野（這是海德格爾後來承認的）。與他人不同的是，年輕的姑娘還提供了一種來自生命的結結實實的擔保。對阿倫特來說，毋庸置疑，她超越的氣質、智性方麵的野心和生命湧動的激情，在海德格爾那裏也得到了結結實實的實現和擔保。不難想象，還有別人能夠做到這一點。若幹年以後，阿倫特仍然執迷不悟地將之稱為“偉大的愛”。這在今天生命力趨向孱弱或習慣於“靈”與“肉”分離的人們看來是無法想象的。在這個意義上，這對師生之間表麵上的不平等，是與他們某種實質上的平等同時並存的：在生命的質量方麵、在心性的完整方麵和超越的情懷方麵，這兩人是旗鼓相當的。隻是目前阿倫特還沒來得及顯示出這一點。作為當事人的海德格爾此時或後來是否明白和承認，這都不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