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沃什：一出道德劇的罪人
“我每分鍾一摸就在肉裏感到創痛，我抑製著它，並不求上帝轉移它，因為他為什麼應當把它從我身上移開，如果他不把它從別人身上移開的話？”
——米沃什，1977
米沃什的出身背景，在某些方麵和那位俄裔英國人以賽亞·伯林有些相似，他們的年齡也隻相差幾歲。同為豪門貴族，與當地普通人有著相當的距離；同樣不十分在意自己祖先的傳統，而是向往方興未艾的國際社會、國際文化——伯林的父親是一位被同化了的猶太商人，對於猶太經典一竅不通；米沃什出生後最初幾年是在俄國度過的，他父親在那裏以一名機械工程師的身份為生。除了這些清晰的方麵，兩人背景中那些晦澀的方麵也有著異曲同工之處。伯林的家庭裏都是說德語的俄國人，而米沃什的家人則是說波蘭語的立陶宛人，這種情況多少像一麵牆壁被刷了兩次油漆。因為民族因素帶來的不公正，在兩位少年的心裏，都留下了深深的痕跡。
如果有一本關於流亡作家的書，其中將伯林和米沃什列在一道，那是不足為怪的。事實上，同樣走上了流亡之路的人們，其道路千差萬別。少年時代的伯林顛沛流離，嚐盡人間辛酸，但很快安定了下來，1921年，他隨家人到了英國，接著讀牛津、當外交官、著書立說，進入上層社會，可謂風光一時。而米沃什則在年輪所賦予的玫瑰色夢幻中多滯留了一些時光，因而他要為此付出更為沉重的代價。伯林曾經用一句話形容自己——“我總是生活在表層”，那麼米沃什完全可以擔當相反的那句話——“我總是生活在裏層”，盡管從個人氣質上來說，他們同屬於“低調處世者”。
日常生活中總是有超出曆史家書寫之外的那些成分。米沃什後來描寫他在那裏完成小學、中學和大學教育的維爾諾，是一個“從童話中長出來的城市”。深藏在林木蔥鬱的山穀中，遠處是眾多的森林、湖泊、溪流，聳向天空的眾多的教堂塔尖之間遙相呼應，它們金黃的顏色與四周的鬆樹白中帶黑的色調形成鮮明對比。當然，城市的郊外還有許多美妙的地方，尤其是不同季節的湖麵，成了米沃什和他的詩歌朋友們經常光顧的場所。這些給自己的雜誌和團體命名為“災禍派”的年輕人，並不像是以一種可怕的直覺預言了即將到來的可怕的巨大災禍；他們更像是西方現代主義文化的迷戀者、追隨者，一心想寫出駭人聽聞的句子，受到世人承認和矚目。不應忽視的是，受現代主義迷惑本身是有條件的，即感到了與環境之間不可調和的差異。對這些維爾諾上層青年來說，則是與仍處於掙紮之中的種種傳統習俗、觀念之間的衝突。
這位法律係學生不務正業的投入和付出得到了回報。1931年，他開始在報紙雜誌上正式發表詩作，1933年，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詩集。1934年，大學畢業之後，他拿了獎學金赴法國留學，1936年，回國任職於波蘭電台文學部，同年出版第二部詩集《三個冬天》，一個不錯的前程似乎正在這個年輕人麵前審慎地展開。然而，很快這一切都煙消雲散了。1939年9月1日，納粹德國入侵波蘭；9月3日，英、法及澳大利亞向德國宣戰，第二次世界大戰由此爆發。實際上，稍早幾天，8月23日德國和蘇聯就簽訂了秘密的《裏賓特洛甫一莫洛托夫條約》，條約中兩國就瓜分波蘭達成了協議。立陶宛被算到蘇聯統治轄區內。蘇聯紅軍立即開到了維爾諾。而當德國單方麵向波蘭下手之後，9月17日，蘇聯從東部入侵波蘭，至10月中旬，波蘭軍隊已經沒有還手的餘地。1940年，米沃什短期回了一趟維爾諾，他發現蘇軍統治下的維爾諾已經麵目全非，他隻有匆匆逃離。他後來形容自己在維爾諾苦苦經營的那個先鋒詩歌小圈子，“像紙房子一樣倒塌了”。
離開維爾諾後，米沃什通過了四道封鎖線，艱難地回到華沙，參加了地下抵抗組織。由於他原先的左派背景，在整個抵抗運動期間，米沃什和左派分子的抵抗運動組織在一起，他編輯了一本抵抗詩文集《不可征服的歌》，並自己寫一些帶有左派傾向的抵抗詩篇。但與此同時，波蘭人數最多、力量最強的抵抗組織，是由在倫敦的流亡政府所指揮的“國家軍”。這個1 939年波蘭被入侵不久之後先是流亡巴黎然後流亡英國的舊政府，在相當部分波蘭人當中很有號召力。對很多人來說，所謂忠誠於國家，便是忠誠於這個流亡政府。1944年夏天，當蘇聯紅軍把希特勒的部隊趕出境內，來到易北河對岸時，這個流亡政府有些沉不住氣了。他們希望在華沙城內迎接蘇聯人的是一個已經有效運作的波蘭政府，因此在這之前，應當從德國人手中奪回華沙。1944年8月1日，集聚了好幾年的這支抵抗力量在華沙猶太人居住區發動起義，但很快遭到德軍的鎮壓。希特勒很快從別處調來了軍隊，決意夷平華沙，殺一儆百。一部叫作《華沙起義》的紀錄片，拍攝者為當時起義隊伍中的戰士（幾乎未能幸存），其中有清晰拍攝到的隸屬蘇聯紅軍的華沙某部隊在易北河對岸河邊洗澡的鏡頭。但是蘇聯人卻沒有伸出援手來幫助波蘭人。因為他們深知現在正在抵抗德軍的這支部隊的這些人，是他們進城之後最不易對付的。在《被禁錮的頭腦》一書中，米沃什將此比喻為“一隻蒼蠅麵對兩個巨人的搏鬥”。其結果隻能是，一隻蒼蠅不能反抗兩個巨人，隻有先後兩次被不同的巨人所吞噬。整整六十三天，華沙城火光衝天，死者達二十萬，而德軍損失不到兩幹人。眼前悲慘的情景使得人們不得不再次仰天哀告：“到底什麼是正義？什麼是忠誠？”不久之後米沃什和朋友在廢墟上行走，他看見一塊小木板上用紅色（不能確定是血還是油漆）寫著：“利歐特納·茲別斯塞克的受難之路。”他陷入了沉思：誰是利歐特納·茲別斯塞克？在仍然活著的人們中間，有誰知道他最後所受的罪？ “從一個被毀棄的大地拋向天空的一聲叫喊……”由民族分裂帶來人的內心的分裂，精神上的分裂，更是災難深重和無法衡量的。記住米沃什的這句話：“如果說那些發展得較為和諧的國家裏的人們覺得波蘭文學難以理解，那是因為他們沒有體驗過國家的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