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基亮
賀享雍是一個地地道道的農民作家。不管是作為一個作家還是一個農民，他都曾經走過一段十分艱難的生活道路。他自幼家貧，十八歲小學畢業，即開始務農。早婚（虛歲十八），妻子也是農民。婚後得一子一女，不幸都患有先天性垂體侏儒症。自此，家庭經濟拮據，為父為母者精神之苦痛，不難想見。1980年他調到鄉文化站做幹事，無固定工資；先是每天背小人書下鄉，後來又背著黑白電視機走村串戶。1989年被提拔為鄉黨委副書記。1992年正式調縣委組織部工作。如上所述，他讀書不多，後來完全靠自學提高文化水平和文學素養。第一篇習作，1979年發表於文化館所辦的小冊子《渠江文藝》，第二篇作品發表於地區刊物《巴山文藝》。作為一個農民作家，他的創作起點並不很高。依年代閱讀其作品，更能夠體會到他的創作艱辛。他在文學上取得今天這樣的成績，的確來之不易。原因也許就是那麼多的不幸中，他畢竟有幸得到了一份生活的饋贈，那就是豐富的生活本身和真切的人生體驗。他筆下所寫的就是他身邊的鄉親和足下的土地，也許在他書中的那些農村基層幹部的心靈中，就有他自己內心的體驗和情感的漣漪。
以上所述，隻在簡單介紹賀享雍的生活經曆。不言而喻，談論一個作家，就是談論他的作品。至於生活世界和文本世界的關係，自然不是簡單幾句話就能說清的。二者之間，既非物像與鏡像的關係，也不是實體和影子的關係；它們既不是一個東西，也不是“不是一個東西”。如果兩者完全同一，那麼創作的意義何在？如果兩者完全沒有關係，那麼，批評與闡釋的最終依據又在哪裏呢？
迄今為止，賀享雍的作品大致可分短篇小說和長篇小說兩個部分，賀享雍作品的這兩個板塊，從寫作的時間順序上來說，短篇小說在前，長篇小說在後，這是很清楚的。如果從整體關係而言，不妨認為，他的短篇寫作就是在為長篇創作作準備，而長篇小說也可視為短篇作品的一種綜合，這是從題材方麵而言的；分而觀之，短篇與長篇又有其各自不同的文體特征和美學價值。本文主要討論賀享雍的中、短篇創作。
一、作品的基調
賀享雍最初的作品《山村明月夜》，發表於20世紀80年代伊始。正是在那個時候，中國農村迎來了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好的曆史時期。改革率先在農村開始，聯產承包責任製給農民帶來了實實在在的好處，生活在發生新的變化，人們的精神麵貌也在發生新的變化。在不少得風氣之先的作家筆下，出現了一批表現農民新的精神風貌的作品。有人在評價這些小說時，敏銳地準確地指出，它們“顯示了精神的解放”。
不公正的日子有如煙塵，正在一天天散開，鄉場上也如陽光透射灰霧，正在一刻刻改變模樣，莊稼人的脊梁，正在挺直起來。
何士光在其短篇小說《鄉場上》結尾處的抒情描寫，正是表現了這樣一種精神的氛圍。小說形象地告訴人們，在黨的農村經濟政策貫徹後，不僅解放了農村的生產力，提高了農民的生活水平，而且促使農民擺脫了舊的思想束縛和時代因襲的精神重負，恢複了人的尊嚴和價值。
應該說《山村明月夜》也是屬於《鄉場上》一類作品的。小說講述了一個農村青年追求婚姻自主的喜劇性的故事，作品描寫了山村姑娘的冰雪聰明，表現了年輕的主人公爭取幸福的勇氣和決心，同時也揭示出婚姻悲劇的根源就在於生活的貧困和精神文化的落後。
小說結尾處也有一段情景交融的描寫：
月亮衝出了浮雲，柔水似的銀輝更加璀璨晶瑩，灑滿了大地。然而，藍藍的天幕上，前麵掛著一塊更大更厚的積雲，皎潔的月光又將被積雲遮住，她還能衝出來嗎……
分明在希望中又藏著疑慮，明朗中還隱含著憂鬱。比較以上兩段文字，可以看出微妙的差異。這使人想起周克芹同時期的短篇《山月不知心裏事》，兩個四川老鄉好像可以彼此引為同調，渠江邊上的這一輪山月和沱江邊上的山月似乎有更多的相似。在賀享雍後來所寫的一係列短篇小說以及在他的長篇小說中，也總是有著一份相同的憂思和沉鬱，撩撥著讀者的心弦。沉鬱的格調實在是其小說的一個顯著的特征。
若是在閱讀時對不同的篇目加以比較，這種沉鬱的格調在表現形式上有兩點值得玩味。一是如上所述，本來是一篇喜劇性的故事，結尾時卻透露出主人公一絲隱憂的愁緒，但細細一想，確乎又非突兀的一筆。三個姑娘以“巧計”製勝到底有幾分僥幸，愚昧落後的勢力並非就此铩羽而歸。在這個意義上，主人公們為爭取幸福而作出的抗爭其實依然沒有結束。
在《郭家灣的子孫》中，講述年輕的寡婦肖槐玉，為了全村人的利益，以自己的機智和膽略，隻身與“電老虎”相周旋。但她的所作所為卻遭到了鄉親們的誤解，當孤獨無助的槐玉消失不見的時候，郭家灣的人卻“並不在意”，直到“電老虎”栽了跟鬥，人們才又想起了她。郭家灣人坐享肖槐玉帶給他們的勝利，留給讀者的感覺卻是“沉甸甸的”別有一番滋味。
另一種形式表現為，通篇是低調沉鬱的，而結尾卻雲開霧散，仿佛一下子明朗起來。
《五月人倍忙》設置了一個家事和公務的矛盾。加明和雲芝是一對年輕的恩愛夫妻。加明在公社任管委會幹部，長年在外，公務繁忙，家務事、莊稼活、照管兩個孩子，裏裏外外全壓在雲芝一個人身上，其苦其累，可想而知。做丈夫的心裏時感愧疚，而又始終無暇顧及，矛盾日積月累，終究達至臨界極限。女人再也承受不住加之於她的重負了，衝突爆發，給丈夫下了最後通牒：不栽完秧子就別想離家，不然就離婚散夥。加明猶豫再三，雖萬般無奈，終於還是不辭而別。小說描寫加明在路上等車，雲芝出乎意外地趕到了車站，原來她是來給丈夫認錯的——
怕你生氣，來給你說說。都是我一時心眼兒窄，不該……我……
加明眼睛濕潤，喉頭發酸，不知說什麼才好。於是遂和好如初。
這個彎子雲芝是怎麼轉過去的？情感的梗阻真的是豁然而通？這裏，作者的“意圖”如何，其實已經無關緊要，實際的藝術效果是，在讀者心目中，“團圓”的結局傳達出來的，是無法排遣的鬱苦和對“他們從此過著幸福的生活”的掛慮。
順便提一下，長篇小說《蒼涼後土》的情節發展也是先抑後揚，主人公們在一個接一個的災難麵前，已是心滯力絀，痛苦不堪，最後卻是撥雲見“青天”（來了個青天大老爺），呈現出一個光明朗照的境界。這個結局的處理與《五月人倍忙》看似相似，其實大為不同。短篇的情節轉折看似出乎意外，又在情理之中，而長篇卻顯出人為的勉強。正如有論者所言，如此結局“不知道究竟是應當使人高興，還是更加令人感到悲哀”。
這由此表明，上述兩種表現形式——先揚後抑和先抑後揚，形式相反而意蘊相同，都是通過抑揚頓挫，起伏跌宕，把沉鬱的情感調子演繹得淋漓盡致。但以手法和效果而言，先抑後揚，以喜寫悲，韻致卻更顯含蓄。
這樣，我們就找到了賀享雍小說中的一個重要的風格特征，這就是沉鬱的格調。它無處不在，無時不有，無論是人物的內心，還是周遭的環境，也無論是矛盾的糾結，還是情感的激蕩，我們都能感覺到它低調的旋律。
二、短篇小說中的農村幹部形象
把賀享雍的中、短篇小說中主要角色作一個簡單統計就會發現，他寫得最多的人物就是普通農民和農村基層幹部。尤其是幹部形象，在他筆下更顯突出和生動。似乎他在描寫這些人物時，情感更投入，並且融入了更多的思考。
小說中出現的基層幹部，有《郭家灣的子孫》和《村長三記》中的村長，《五月人倍忙》中的公社管委會主任，《客至》《幽靜之地》和《末等官》三篇所寫的都是黨委書記，這些無疑都與作者的自身經曆和他對人物的深切體驗密切相關。
《村長三記》寫了三個小故事。
《兜圈》寫村長為了完成糧油入庫的收購任務，在毒日頭裏一道道溝、一道道梁地跑來跑去，逐家挨戶催促征收。村民不知道上頭又要攤派征繳什麼了，就山上山下地跟村長兜圈子。村長忙活了大半天，卻見不著一個人影。而他的管轄範圍竟是三百多戶人，七百多道溝溝梁梁。七百多道溝溝梁梁和一個孤單疲憊的身影，就是小說凸現出來的意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