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孔子的後裔，漢末大儒孔融有機智，也有才學；有幼時讓梨的品德，也有當政期間獎掖後進的情操；有品評士人的盛名，也有高朋滿座的情懷……
然而，在漢末天下大亂、綱紀廢弛的大背景下，孔融似乎缺少了一些實幹才能以及戰略性的眼光。因此，才有了北海的“政荒民失”，以及與各路割據勢力征戰時的屢戰屢敗。
孔融對漢室的忠心，務虛不務實的行事風格，使得他不僅在政治上毫無建樹，而且樹敵過多，還引發了權臣的猜忌。
所以，孔融的死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至聖後裔
東漢恒帝元嘉三年（公元153年），當時的魯相乙瑛給朝廷上書，奏請為孔子廟設置一名百石卒吏，負責朝中禮品、祭器和往返公文。當朝廷下詔準許的時候，乙瑛已經離任了，後任者遵詔雜試，任命孔和為百石卒史。
就在同一年，在孔聖人的後裔中誕生了一個名耀漢廷的名士，他就是孔融。
孔融，字文舉，魯國（今山東曲阜）人，是東漢著名的文學家。孔融家學淵源很深，為建安七子之首，是孔子的二十世孫。
孔融的七世祖孔霸在漢元帝時曾當過侍中，高祖父孔尚擔任過钜鹿太守。他的父親是孔宙，字季將，是孔子的十九代孫，生於東漢和帝永元十五年（公元103年）。
孔宙好學不輟，對嚴氏《春秋》很有研究。後舉孝廉，授郎中，開始了他的官宦生涯。
這個孝廉是怎麼回事呢？
孝廉，顧名思義，就是孝順父母、辦事廉正的意思，這是漢武帝時設立的察舉考試的一種科目。在察舉製常科中，最主要、最重要的科目就是孝廉。漢武帝時，董仲舒曾上書建議天下郡國每年向朝廷舉薦孝者﹑廉者各一人。武帝最終采納了這個建議，並在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向各個郡國下詔推行。不久，這種察舉就被稱為舉孝廉，並逐漸成為了漢代察舉製中特別重要的歲舉科目。“名公巨卿多出之”，孝廉成了漢代政府官員的重要來源。
一般情況下，孝廉被舉薦到朝廷後，並不會馬上被授以實際的職務，而是進入郎署為郎官，負責宮廷宿衛、陪從、建議等活動，以備顧問和差遣，目的就是使這些人“觀大臣之能”，熟悉朝廷的各項事務。然後，這些人還需要通過選拔，根據品第結果擔任不同的職位，比如地方上的縣令、長、相，或者朝廷的相關職位。大體上，被舉薦做孝廉的人都能被授與大小不等的官職。
漢順帝陽嘉元年（公元132年），皇帝根據尚書令左雄的上奏，規定舉孝廉之人必須年滿四十歲；同時，還製定了“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箋奏”的製度，朝廷即對出身於儒生的孝廉要考試經術（經學），對出身於文吏的孝廉則要考試箋奏（古代文書的一種，屬章奏一類）。自此之後，歲舉這一途徑就出現了正規的考核方法，而孝廉科也由從前地方官員推薦的製度逐漸向中央考試的製度過渡。
之後，孔宙由郎中升遷為元城令。
當時，兗州境內的泰山郡管轄十二個縣城，周圍很不安定，農民起義此起彼伏，官軍與起義軍連年征戰，匪盜橫生。為此，朝廷將孔宙擢升為泰山都尉，命令他治理該郡，恢複地方的安定。
都尉是郡太守的佐吏，屬於武官，職責是“典兵禁，備盜賊”，側重在軍事方麵協助太守治理該郡。
孔宙到任後，以文治之，不久就使得泰山郡恢複了安定，“田喜於荒圃，商旅交乎險路”。
到孔融出生的時候，漢桓帝登基已經有八個年頭了。漢恒帝劉誌在延熹二年（公元159年）聯合宦官單超等五人一舉鏟除了跋扈將軍梁冀及其黨羽，五人被同日封侯，稱之為“五侯”。“五侯”擅政弄權，比外戚還腐敗。他們勒索強搶百姓們的財物，以致民不聊生，怨聲載道。
另外，原本那些專門抨擊外戚的士大夫階層，由於宦官的弄權，受到了更大的傷害，他們憤怒地轉過頭來聯合外戚，把鬥爭的矛頭指向了宦官。而且，士大夫階層沒有像過去那樣，隻向皇帝上書抨擊宦官的危害與不法行為，而且與外戚組成的聯合陣線，利用所能利用的政府暴力工具對宦官集團采取了流血的對抗。
這個時候的東漢政府，外戚宦官交替專權，加之皇帝的昏庸無能，直接導致了政治的頹敗，揭竿而起的農民起義使得國勢日漸衰弱。曾經強盛的東漢帝國江河日下，逐漸顯現出了崩潰的征兆。
不平凡的少年
孔融在年幼時就很有名，大家耳熟能詳的便是孔融讓梨的故事。
孔融四歲的時候，正巧是他祖父的六十大壽，家中來了很多客人。父親的朋友帶來一盤梨，放在了壽台的上麵，母親馬上叫孔融把這盤梨分給眾兄弟。於是，孔融就按照長幼的次序來劃分，唯獨給自已留的那一個是最小。父親見此，感到很奇怪，然後問他：“別人都分到了大的梨子，你自己卻分到小的，這是為什麼呢？”孔融聽後，從容回答說：“大樹有高的和低的，人有老的與小的，敬重老人和長輩，這是做人的道理。”父親聽完小孔融的話，頓時高興異常。
《三字經》中的“融四歲，能讓梨”之語就是由此而來。
孔融十歲的時候，隨同他的父親一起來到了洛陽。洛陽是河南郡的治所，郡太守是最高長官。由於洛陽在東漢時期還是首都，為了提高河南郡的地位，因此郡的長官不稱太守而稱為尹。而當時的河南尹就是名滿天下的名士李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