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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史料揭秘中日戰爭:絕版甲午作者:雪珥

序(1)

一艘"勇敢級"(Daring)驅逐艦就停在我的窗下,隻要從電腦前一抬眼,就能看見它那灰色的艦身和英寸的主炮。吉林小說網不僅為您提供在線免費閱讀www.jlgcyy.com,還可以txt免費下載到本地閱讀澳大利亞的"南十字星"國旗,在艦首旗杆上飄揚。

在悉尼上班的每一天,我都會無數次地從樓上俯視這艘軍艦以及與它並肩停泊的一艘潛艇。南太平洋湛藍的海水一漾一漾地,拍打著這些作為海事博物館展品的退役艦艇。它們也如同家中的寵物那樣,不時需要開到外海去遛遛,或到船塢去檢修,每逢它們要移動的時候,我都會趕緊下樓,近距離地觀察這些"海狼們"的動作,百看不厭。

很難想象,這個寧靜而時尚的"情人港"(達令港,DarlingHabor),曾經是抗日的第一線:入侵的日本潛艇驚擾了整個悉尼,當婦孺們被轉移到藍山(BlueMountain)後,男人們便扛著槍炮,構築了一道又一道的防線,而第一道防線,就設在這美麗的海濱。

在澳大利亞這個遠離世界其他地區的孤獨大陸上,二戰時為防禦日本入侵而修建的工事,幾乎是唯一能找到的與戰爭直接有關的遺跡,盡管日本"皇軍"的鐵蹄一步也沒踏上這塊國土。

每次當我走過那艘滿載時排水量也才3888噸的驅逐艦,總會想起比它年長一個甲子的定遠艦和鎮遠艦。那兩艘威力巨大得令世界側目的中國主力艦,排水量為7000噸,主炮口徑為12英寸。如果與它們並列,眼前這艘澳洲軍艦,將會顯得侏儒一般矮小。但是,曾經威震一方的定遠和鎮遠艦如今又在何處呢?日本人在這個城市依然頑強地展現著他們的巨大影響力,當然不再依靠槍炮,也不依靠人多勢眾。著名的紀伊國屋書店,就在古老的"維多利亞女王大廈"(QVB)左近開設了澳洲分店,不動聲色地向澳洲"輸出日本"。這是全澳洲規模最大的書店,除了大量經營英文書外,其日文書品種之多,與日本本土書店相比亦不惶多讓,而且還提供完善的訂購服務,可以購買日本出版的任何書籍。我就是在那裏買到了不少有關中日曆史的書籍;而其開辟的中文書銷售區,無論是書的品種、品質還是對閱讀潮流的把握,唐人街沒有一家中文書店可以媲美。在這個寧靜的書店之外,川流不息的人群中有大量來自中國的遊客,他們興奮而高調地談論著,拿著大大小小的購物袋,滿臉洋溢著富裕起來後的自豪。他們當然忙得不會跨進這個日本人的書店,也不會去不遠處的海事博物館看看那些艦艇。而報亭裏正在熱賣的英文報紙,則在使勁地談論著是否應該允許中國人收購澳洲的礦業。在這個年代,日本是很難取代中國而成為新聞焦點的。

我總是很抗拒別人把我稱為曆史學者,因為在我看來,"學者"這個詞還是很崇高的。在一大群靠曆史吃飯的人群中,並沒有幾個人夠格能稱為學者,而最多稱為職業工作者而已。而曆史於我,好在並不是個飯碗,這是我的遺憾,日本現代漫畫中的定遠艦也是我的幸運。書包網bao.想看書來

序(2)

研究曆史便如同登山,登得越高,越是雲山霧罩,越是發覺自己的渺小。搜集和研究海外晚清史料十多年了,隨著自己的文字得到媒體和朋友們的認可,我越發地感覺自己隻是個淺薄的過客而已。這種日益強烈的惶恐感,令我終於發現了一個合適的定位:非職業曆史拾荒者。

是的,我無非是個拾荒者,鑽在別人草草開采過或不屑於開采的礦井裏,撿拾遍地的寶物。這個礦井,就是海外豐富的晚清史料。

我的一位美國收藏同道曾抱怨道:與中國曆史有關的考據,經常難以從中文資料中得到更多的信息,因為"中國人隻收藏對自己有利的資料",而很少收藏其他各方尤其是敵對方的資料。的確,客觀上中國一向不注重對"蠻夷"的事態分析,主觀上則養成了"恨屋及烏"的習慣,但凡是敵人,他們的一切便都是不可信、不可靠的,乃至於他們的文獻資料,亦多被視為異端,最多供一個小圈子"內部參考"。我們的曆史研究,便是在一個已經設定好的框架內,根據設定好的程序,根據需要對史料進行剪裁。此種剪裁,無論被冠以何種高尚的籍口,亦等同於電視新聞製作中所謂的"客觀鏡頭、主觀剪輯",雖然每一個鏡頭都的確來自實況,但不同的剪裁和拚接卻能讓人得出完全不同的結論。在對待曆史問題上,我們所表露出來的"選擇性健忘症",絲毫不比日本人遜色。"一史兩製、一事兩製",我們在史識上和史評上體現出相當強烈的人格分裂和雙重標準。"反麵人物"身上的"罪惡"行徑乃至"賣國"行徑,在"正麵人物"身上就成了智謀和策略,最多是"多走了幾步彎路"、多交了點"學費"而已。這樣的人格分裂和雙重標準,與日本一方麵否認南京大屠殺,另一方麵時刻不忘廣島核暴的罹難者,似乎並沒有本質的區別。而同樣的"選擇性健忘症",日本人更多地是以此欺人,而我們則更多地是以此自欺。僅此而已。

如果要海選"最不被中國人相信的口號","中日不再戰"或"中日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之類,應當是榜上有名的。但在對日關係上,我們依然會奇怪地堅信:"以德抱怨"的單戀,可以彌和曆史的傷痕,緩解現實利益的衝突。一部講述南京大屠殺的電影,非要自作多情地從"人性"角度去描繪日本士兵的內心掙紮,而甚至忘了展示更有典型意義的殺人競賽。

來自中國的戰爭賠款,曾經是日本賴以崛起的資本;而同樣來自中國的放棄索賠,也對戰後日本的複興起到了重大的作用。等到我們的發展需要資本的時候,那些本該是戰爭賠款的日元卻轉彎抹角地以援助貸款的方式登陸,如此先虧裏子、後丟麵子的窩心事,難道不比要求日本下跪道歉更值得我們反思嗎?中國文化,本不應如此阿Q。孔子當年就對"以德抱怨"嗤之以鼻,質問道:如果"以德抱怨",那"何以報德"呢?大漢王朝時,出於"安全關切",多次出兵"侵略"匈奴,著名將領陳湯從前敵給漢元帝發去一份奏折,表示了"宜將剩勇追窮寇"的決心,"以示萬裏,明犯強漢者,雖遠必誅!"這種"雖遠必誅"的陽剛精神,後來便逐漸消亡,對待外敵基本就是和親、懷柔,用子女金帛"贖買"回大國崛起的感覺,且美其名曰"以德抱怨",聊以*。

序(3)

寬容與和解或許是一種美德,但它有個基本前提:真相與懺悔!

中國人涉及日本的曆史記憶,的確充滿了太多的悲情,但遺憾的是,日本人被打回老家都已一個甲子,我們卻還隻沉溺於悲情之中,停留在哭訴的"傷痕文學"階段,難以自拔、難以深入。一個遭受了過度苦難的民族,如果把精力隻是放在控訴上,而不是放在自省和自強上;如果把紀念隻是寄托在罹難者身上,而不是寄托在抗爭者身上,它在心理上還是一個弱者。

悲痛如果不化作力量,眼淚就是最無用的化妝品。我們今天或許該問問自己:我們是應該讓日本正視曆史,但如果它就是不正視呢?我們是應該讓日本道歉下跪,但如果它就是不道歉不下跪呢?我們是應該反對日本政要參拜靖國神社,但如果他們就是拒絕接受呢?我們除了叫叫嚷嚷,還能幹些別的嗎?

悲情之外,我們大多數人還相信另一個神話:正義必勝。我們恰恰忘了:被淩辱與被屠戮,這不是正義;反抗淩辱與屠戮,這才是正義;勝利絕不來自正義,而隻來自於實力。外侮隻能說明我們無能和軟弱,並不能因此而賦予我們"正義",更不能因此而賜給我們"勝利"。

在國際政治中,真正的普世原則就是"叢林原則"。已經上演和正在上演的所有爭鬥,無論其是民族之間的衝突還是民族內部的衝突,最後一定會歸結到"利益",區別無非在於為誰的利益和為什麼樣的利益。而且,所謂的"正義",彈性很大。甲午戰爭時期,日軍儼然以文明的傳播者和中華的解放者自居,對"征服*"充滿了"正義感"。

中日曆史的研究,如果真要起到資治通鑒的作用,則必須擯棄毫無意義的道義之辯,而還原和探究其最殘酷的本質:中日之間的利益爭奪和調整。溫情脈脈的道德說教,往往容易蒙蔽自己,培養出一大幫宋襄公。

我們對日史觀中,最可笑的自作多情,在於非要將日本的*歸咎到某種"主義"(軍國主義或法西斯主義),似乎成千上萬的日本"人民"隻是誤上賊船、被蒙蔽而已。這在"術"的層麵上,作為一種公關工具,未嚐不可。但若真以為是,則不僅是幼稚的,甚至是危險的。

"主義"固然在塑造著人,但"主義"本身也是人所創造,更是由人在實踐的。同一"主義",在不同的人群手中,會實踐出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現實體現來。日本侵華,與其說是軍國主義毒害了國民,不如說是其國民性格和利益訴求製造了軍國主義。

包括日本在內的大量海外史料,說明"日本人民"從來就不是什麼侵略戰爭的受害者,而是受益者。推動著日本"軍國主義"的,就是強大的民意力量,其中包括那些屬於"被壓迫階級"的工農。如果非要說"廣大日本人民""也"是受害者,則他們並不受害於侵略或"軍國主義",而隻是受害於"不幸戰敗"而已。

把"主義"當做分析和解決問題的症結,最後就隻能在"主義"的高低和好壞上進行無謂的爭論。

從日本和中國結下梁子的那一刻起,我們就從來不缺口水抗日的高調之徒,情緒化、非理性,充滿激情地追求劇場效果。這種速食"愛國主義",與需要靜下心、沉住氣、臥薪嚐膽般地"師夷長技以製夷"相比,成本低、代價小,見效快,但結果是一方麵逢日必反,另一方麵是對日本的無知,甚至毫無"知"的願望。曆史已經證明,"小日本、大中國"的*心態正是造成"大中國"總是勝不了"小日本"的關鍵。甲午戰爭之前,日本的一些熱血青年,來到中國從事諜報工作,幾乎走遍大江南北,進行艱苦卓絕的實地調查,根據他們的情報編纂而成的《清國通商綜覽》,出版後居然有2300多頁之巨,比當時絕大多數中國人都更深地吃透了中國國情,至今仍是重要的研究文獻。他們當然是中華的敵人,但這樣的敵人,在值得我們痛恨之外,難道不值得我們尊敬和學習嗎?我在海外傾己所有,收藏與晚清曆史有關的海外文物,也是力圖對這種實證主義、行動主義的一種實踐嚐試,"愛國"是需要行動的。

曆史研究,或者僅僅是嚐試對曆史現場進行還原,需要的是三要素:史料、史料,還是史料。史料就是對曆史事件和曆史人物的"新聞采訪",不同的當事人,不同的角度,這些是接近真相(但永遠不可能抵達)的基本條件。

我總覺得,曆史研究,必須要具備新聞記者和律師的兩種秉性:要像新聞記者那般敏銳,也要像律師那般挑剔和嚴謹。這是我所從事過的兩種職業,我覺得或許正是這兩種職業的訓練,才能使我從堆積如山的史料中淘出寶貝,也能使我從不迷信任何既定結論或任何權威。在"拾荒者"的定位之外,我總覺得自己還應是個籍著史料、穿越時空回到曆史現場采訪的記者,多看、多記、多思考,這樣的"曆史新聞"才可能是有價值的。

人生苦短,而曆史卻悠長得接近無限大。在曆史麵前,我們永遠是盲人摸象,這是我們無法超越的局限。關鍵是要有自知之明,要明白自己永遠不可能摸到整隻象,更不應假裝自己有能力看到所謂的全局。這樣,當我在自以為曆史或許是條毒蛇的時候,就不會對他人認為曆史是麵戰鼓而感覺震驚。

因為,我隻是摸到了大象的小尾巴,他卻有幸摸到了那偉大的象屁股。這時候,我隻能說:不求最大,隻求最佳!

雪珥2009年5月於南洲雪梨北石齋

誰動了李鴻章的奶酪?(1)

1894年9月8日,正當中日兩國在朝鮮慘烈激戰時,一顆"炸彈"卻在紫禁城裏引起軒然大波:江南道監察禦史張仲炘彈劾正當前敵的直隸總督、北洋大臣李鴻章,罪名是駭人聽聞的腐敗、通敵。

在這篇《奏陳北洋情事請旨密查並請特派大臣督辦天津團練折》中,向以敢言著稱的張仲炘,指控李鴻章及其子李經方向日本人出售大米和煤炭,李經方甚至與日本王室攀親,還在日本開了一家洋行。張仲炘承認這些都是風聞,"始聞之而詫,繼而不能無疑,如果屬真,則自無怪乎縱容奸細、售買米煤之種種乖謬矣。"張仲炘說天津日本間諜被破獲後,還查出地雷炸藥八箱,但李鴻章卻在審理後,不僅隱匿不報,而且私放間諜,並給銀資行。

這一名上達天聽的日本間諜就是石川伍一(又名義倉告,1866-1894),日本國秋田縣人氏,時年28歲。在甲午戰爭中被捕的眾多日本間諜中,石川伍一的影響力非常大,除了被中國官場作為政爭武器外,他還牽涉到著名的高升號事件1894和重慶號事件,與中日英和中日美兩個三角關係都有瓜葛。

石川伍一是甲午戰爭史中最為著名的日本間諜之一,原因就是他被不少史學家認為是引爆戰爭的高升號事件的罪魁。

英國商船高升號被中國租用運兵,當時中日並未宣戰,該船由英國船員駕駛,且飄揚著英國國旗,卻在朝鮮海麵被日本軍艦打沉,千名中國士兵和歐洲船員罹難,震驚世界。據受雇於日本信義洋行的德國人透露:"有一倭人久住塘沽,此倭人才具甚大,華英德法言語俱能精通,看其與他人言論間……並隨時用鉛筆注載……愛仁、飛鯨,高升船載若幹兵、若幹餉、何人護送、赴何口岸,該倭人無不了徹於胸。"這位"才具甚大"的倭人就是石川伍一。

其實,也有研究質疑石川在高升號事件中的作用。有學者認為其實是天津電報局的電報生泄露了高升號的開航時間等情報,但這一說法缺乏直接證據,而且電報生其實並不掌握密碼,而電訊本身日軍完全可以監聽截獲,不英國畫師所繪日本軍艦擊沉高升號圖4從海外史料揭秘中日戰爭絕版甲午需要收買內奸獲得。

另有研究者認為,日本早已決定在海上攻擊中國船隻了,實際上在隨機選擇攻擊目標,無須等待運輸船的具體情報,遭遇戰是必然的,但何艦遭遇何船,卻是偶然的。時任日本外交大臣的陸奧宗光在發給駐中國兼朝鮮公使大鳥圭介的電令中,表示:"今有施行斷然處置之必要。故閣下務須注意,可擇一不受世上非難之某種口實,以之開始實際運動。"並在口訊中明確表示:"促成中日衝突,實為當前急務,為實行此事,可以采取任何手段。"根據相關史料分析,當時攔截高升號的東鄉平八郎,並不知道這是運兵船,至少其並沒有一個根據諜報伏擊高升號的計劃,否則,高升號之前的愛仁與飛鯨兩艘同樣運兵的商船亦不會平安到達了。電子書分享網站

誰動了李鴻章的奶酪?(2)

石川伍一是秋田縣人,幼讀私塾,入標榜"興亞主義"的興亞學校專攻中文。1884年18歲時來華,在海軍大尉曾根俊虎帶領下精研漢語,隨後加入設在漢口的日本間諜機構樂善堂。

他曾受命與另一間諜鬆田滿雄到中國西南地區調查。鬆田滿雄是熊本縣人,他後來在戰爭中充當翻譯,戰後還參與了盛宣懷大冶鐵礦的合作事宜。他們兩人的任務,一是調查全川情況,二是了解川南的苗族,三是調查西藏的牧場。他們以成都為中心,足跡遍及全蜀,直達西藏邊界,其間曆經艱險,遭到當地土著的包圍和攻擊,並被官府懷疑是奸細甚至曾一度入獄,多虧石川能說流利的漢語而得以逃脫。

他當時設想到西藏經營牧場,為樂善堂籌集經費,甚至希望能仿效三國故事,割據四川,另立一國。石川等人撰寫的西南報告,龐然巨冊,並附以十分精密的地圖,被日本軍事當局當作極為珍貴的資料保存。

此後,石川到天津擔任日本武官關文炳的助手,到蒙古、西安、洛陽等地刺探軍情。在關文炳死後,他又配合其繼任者井上敏夫,測量黃海的重要軍港及航道的水文,為日後日軍入侵提供了重要情報。

在天津期間,他以紫竹林鬆昌洋行職員的身份為掩護,成功收買了天津軍械局的書辦劉棻(又稱劉樹棻、劉五等),獲得大量第一手軍事情報。石川的暴露,則牽涉到另一外交糾紛重慶號事件。重慶號是一艘英國客輪,往返於天津和上海之間,高升號慘案發生不久,天津當地民眾冒充清軍搜查並痛毆了搭乘重慶號撤離的日本領事館人員及其家屬,意外地搜獲日本間諜瀧川具和發給天津領事館武官的密信,獲悉了潛伏日諜石川的動態。日本外交人員及僑民均在開戰後撤離天津,隻石川伍一及鍾崎三郎兩人受命潛伏,但因美國領事堅決反對其留在租界內,石川遂搬到劉棻家,而鍾崎則轉往關外,並在那裏被捕。

石川在搬進劉棻家的次日(1894年8月4日)清晨,就被天津城守營拿獲,當日,天津海關道盛宣懷即向李鴻章彙報此事。在初審中,石川口風很緊,堅不承認自己的間諜身份。

而受托分別為中日兩國護僑的美國,則開始積極幹預此案,婉轉希望"如遇有日本人改裝在內地作奸細者,即將其解交就近海口逐其回國,使之不得與內地華民交接,於中國防泄軍機似亦為無礙,且此辦法,已足為懲其作奸細之罪"。美國的逾情之請,被中國政府拒絕,總理衙門表示將根據國際公法,處死戰時間諜。

石川被捕後第十天(8月13日),上海法租界又破獲楠內有次郎、福原林平間諜案,兩人隨即被租界當局送交美國駐上海總領事館庇護。六天後(8月19日),藤島武彥、高見武夫在浙江被捕。此三案因美國插手而相互關聯,其中最早且危害最大的石川一案,成為關鍵焦點,關聯到另兩案的處理思路。美國插手的三個案件,石川的情節並不複雜,卻牽扯更深。除了中美關係外,還卷入了朝廷內部的*。反對李鴻章的一派,拚命想利用此事,連章彈片,指責或影射李鴻章等。而李鴻章也確有難言之隱,因泄密的軍械局,其總辦正是李鴻章外甥張士珩。電子書分享網站

誰動了李鴻章的奶酪?(3)

張士珩的母親是李鴻章的長妹。這張士珩其實還算是一位能吏,在他任內,每得一件新式軍械,必考辨其形質、度數,窮幽洞微。他一生都在從事軍火生產,自己也成了一名軍火專家。但因為是李鴻章的外甥,成為李鴻章政敵們的主要突破口之一,仕途上頗有蹉跎。

在沉默了十二天後,李鴻章於8月15日向總理衙門正式報告石川一案,但稱仍在審訊中。

至此,石川一案已經與前線軍情、中美外交及中國內政瓜蔓相連,日本人也知道其已無生望。在華間諜首腦宗方小太郎感歎道:"潛伏於天津之石川清末天津法租界碼頭,左上建築為天津海關。終死於豚奴之毒刃,亦不失為一世之快男兒也。足以愧死肉食苟安之惰夫矣。予望其從容就死,示奴輩以神州男兒之真麵目。"

石川伍一案件迅速引起光緒皇帝的親自關注。8月28日,軍機處轉達諭旨,要求李鴻章徹查此案。次日,美國外交機構直接插手,其駐天津領事根據駐華公使田貝指令,發函李鴻章,要求將石川釋放回日本,理由是"日本聲稱此人並非間諜"。

李鴻章命津海關道盛宣懷與美方交涉。盛宣懷在發給美國領事的回函中,對美國的要求進行了有理有據有節的嚴詞駁斥:"本道查《中日修好條規》載明,兩國商民,均不準改換衣冠。是兩國和好,尚然有此禁例。現在兩國失和,忽然改裝易服,潛匿民家,四出窺探,其意何居?況日本領事出口之後,日本人之在中國口岸者,已由貴國兼理。該犯石川盡可安寓租界洋行,何以假冒華人,私至城內居住?……至該犯被獲之時,形跡可疑之處,不一而足,其為間諜無疑。……石川一犯自應由中國官密訪確情,徹底根究,未便遽行開釋。"9月1日,光緒皇帝再度就石川一案向李鴻章發出密諭,要求他"嚴行審訊,如究出探聽軍情等確據,即行正法……不得稍涉寬縱"。

朝廷堅定了徹查此案的決心,天津的辦案取得了明顯進展。9月17日,李鴻章向總理衙門提交了結案報告:"前獲倭人石川伍一,飭縣屢訊,供詞狡展。須將間隙確證予以死罪,始無礙在倭華民。八月初四日(9月3日),飭津海關道盛宣懷嚴密根究,傳到崔姓等,曾在倭武員處服役。人證確鑿,即提石川伍一,與已革書吏劉棻質訊,無可狡辯,始均供認:前駐津之倭海軍武員井上敏夫等曾囑石川伍一轉托劉棻,私抄中國海軍炮兵數清單,給過謝禮。宣戰後,倭員回國,留探軍情,改裝華服,以七月初四日(8月4日)潛行至劉棻家藏匿,當日即被軍械局會同官弁獲住等語。嚴訊王大,並無知情同謀。初九日(9月8日),奉電旨,複審石川伍一等,供均如前。……石川伍一擬按公法,用槍斃擊斃;劉棻即行正法。"9月20日,石川伍一及劉棻在天津被處決,轟動全國,報章均有報道。《字林滬報》報道稱觀者如潮,行刑後"但聞一片聲叫好不絕"。當日,李鴻章將該案所有案卷包括兩人的供詞等呈交總理衙門。10月8日及27日,美國幹預的另兩起日本間諜案的主犯,也分別在南京和杭州被處決。

在甲午戰爭期間被捕的所有日本間諜中,最先被處決的石川伍一是唯一執行槍決的,其餘均被斬首,或許這與李鴻章希望給美國留點麵子有關。美國朝野對中國"酷刑逼供"和"殘忍處決"日本間諜廣泛表示不滿。但當時外界謠傳石川伍一被處最殘酷的淩遲,宗方日記中記載道:"被拘禁於天津之同誌石川伍一於九月二十日在天津城西門外被處磔刑,軍械局之劉某亦同時被斬首雲。不堪痛恨惋惜之至!"與石川相關的高升號事件,折騰十年後以中國賠償船費而告終;另一重慶號事件,由大沽炮台以二十一響禮炮的最隆重軍禮向重慶號道歉而結束;美國國會則因政府在間諜案處理過程中對中國的"過分軟弱",而險些啟動彈劾案。

至於禦史因此案借題發揮,指控李鴻章*通敵一事,在彈章上奏的次日,軍機處便拿出了處理意見,除了需對張士珩涉嫌采辦軍械時以劣充好查證外,其餘各項指控,"皆係影響之詞,曖昧之事,礙難查辦"。張士珩最後以玩忽防務而被革職。李鴻章後來激烈指責"言官製度最足壞事":"當此等艱難盤錯之際,動輒得咎,當事者本不敢輕言建樹,但責任所在,勢不能安坐待斃。苦心孤詣,始尋得一條線路,稍有幾分希望,千盤百折,甫將集事,言者乃認為得間,則群起而訌之。朝廷以言路所在,有不能不示加容納。往往半途中梗,勢必至於一事不辦而後已。大臣皆安位取容,苟求無事,國家前途,寧複有進步之可冀?"

石川伍一若知曉他的案件居然引發如此劇烈反響,不知會做何感想?

“釣魚”密碼

日本外務省的"周到服務",顯然令中國駐日公使汪鳳藻有點意外:他拿到手的那份長長的文件,居然已經一反常態地翻譯成了中文。

這是1894年6月22日,為了從朝鮮共同撤軍的事宜,雙方已經來回折衝了近20天。日本政府不僅不撤退軍隊,反而決定增兵。汪鳳藻手上拿的,就是這一"決不撤軍"的照會,甲午戰爭史上著名的"第一次絕交書"。

被談判搞得焦頭爛額的汪鳳藻,顯然無暇多考慮這一反常的"周到服務",朝鮮那邊,日本軍隊無論在人數還是裝備上都占盡優勢,北京的總理衙門和天津的北洋大臣李鴻章,都在焦急地等待著日本方麵的消息呢。

汪鳳藻將"絕交書"交給了譯電員,用密碼電報趕緊拍發。這次可以比以往效率高多了,畢竟省下了一道從日文翻譯成中文的程序。當時還沒有無線電報,密電都是各自譯成密碼後交電報局拍發,各國皆然。當中國使館的工作人員將密碼電報送交電報局時,日本照例抄錄了一份副本。但這一次,日本人再也不用為破譯密碼傷腦筋了,他們拿出了自己寫的中文版的"絕交書",略加比對,中國使館的密電便顯出了原型。

日本政府隻不過主動花了點日語翻譯成中文的功夫,中國使館就主動將密電碼全盤交出。主持"絕交書"中文翻譯和密電破譯的,正是日本外務省的中田敬義,因此功勞,他後來官居外務省政務局長。

日本人獲得了密碼,汪鳳藻自6月6日至8月4日的全部54件往返密電均被破譯。日本人不動聲色,從此不僅掌握了中國使館與國內的全部通訊,而且,還從中截獲了大量軍事情報。而清廷卻毫無覺察,整個戰爭中一直未改密碼,以致在馬關談判期間清廷與李鴻章的往來密電件也被全部破譯。

甲午戰爭中,中日兩國海軍實力相差無幾,但日本艦隊總是能在合適的時間和地點集結優勢兵力,除了陸上的情報人員之外,應該也與此密碼的泄露有相當關係。

直到1938年中田敬義本人披露此消息之前,中國方麵對此都懵然無知。而中田敬義揭秘時,大清國早已滅亡了27年,日軍的鐵蹄也幾乎踏遍了大半個中國。具體負責破譯的電信課長佐藤愛麿後作為日本全權代表出席1907年6月的第二次海牙萬國和平會議,在這次會議上,鑒於日本在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中的偷襲行為,全麵修改了國際法。佐藤愛麿此後又擔任過駐美大使。其子佐藤尚武擔任過日本外務大臣及二戰中末期任日本駐蘇聯大使,蘇軍揮師攻入中國東北,他是第一個得到消息的日本人,未知他在這樣的晴天霹靂下,是否還有心情回味父親破譯中國密碼的昔日榮光?

百多年來,多如過江之鯽的甲午戰爭研究者,對此細節多未重視,而美國人卻似乎受到了啟發。這一用"釣魚"手段破解密碼的方式,後來被美軍原樣用回到日本頭上。當時,美軍從日軍一係列電報中,發現十分頻繁出現的"AF"代碼,估計應該是指中途島。為了進一步查實,美軍便用淺顯的英語拍了一份作為誘餌的無線電報,報告中途島上的淡水設備發生故障。果然,不久以後美軍截獲的一份日軍密碼電報聲稱:AF可能缺少淡水。自此,美軍便對日軍動向了如指掌,太平洋戰局大為改觀。bao.想看書來

上海“間諜門”夾傷美國總統(1)

1894年12月1日,美國著名雜誌《哈潑斯周刊》(Harper-sWeekly)發表記者拉爾夫(JulianRalph)的長篇報道《美國在華的袖手旁觀》(AmericanHelplessnessinChina),引起了美國社會的巨大震動,《紐約時報》等主流報紙也紛紛轉載。

這篇文章尖銳地攻擊了美國政府對華政策的軟弱,起因就是美國政府居然將跑入美國駐上海領事館尋求避難的兩名日本間諜交給了中國當局。

文章詳細地描寫了這兩名日本間諜被移交給中國政府後受到的"非人折磨":中國人將這兩名日本青年帶到南京,在那裏他們遭受了2天——有的說是3天的酷刑。他們讓日本人跪在鐵鏈上,用木條穿腿,人還站壓到木條上。日本人的指甲蓋也被生生拔除。他們在日本人的手腕上綁上鐵鏈,再拿燒開的水不斷澆在鐵鏈上,直到鐵鏈嵌進了骨頭。他們鉗壓日本人的舌頭。他們將日本人身上最敏感的部位捏碎。在種種生不如死的折磨中,劊子手的劍倒成了最痛快的一種。

文章指責,軟弱的美國政府,正是造成這兩名日本青年被中國"殺害"的幫凶。

在野的美國共和黨如獲至寶,抓住這一事件,對克裏夫蘭總統的*黨政府發起了猛烈攻擊。共和黨領袖西奧多·羅斯福(後來的美國總統)鼓動議員們發起彈劾。共和黨參議員洛奇(HenryCabotLodge)隨即要求美國國務卿葛禮山(Gresham)公開所有相關文件,被後者拒絕,支持政府的參議員們開始站出來護駕,議會內爆發激烈鬥爭。

引起華盛頓巨大政治風波的這一事件,在美國曆史上被稱為"上海間諜事件",或者"上海間諜醜聞"。這兩名成為中、美、日三國外交關注焦點的日本人,一名叫楠內有次郎(Kusunchi,1865-1894),一名叫福原林平(Fukuhara,1868-1894)。

楠內有次郎的家鄉是以陶器聞名的九州佐賀縣,他原姓青木,過繼給楠內家為嗣,遂移居到鹿兒島。因視力不合格,在報考陸軍軍校時沒通過體檢。這和"三崎"中藤崎秀(也是鹿兒島人氏)報考軍校未果相似。楠內隨後到東京專門學校(後來的早稻田大學)改學法律、英語。1890年,受荒尾精鼓動,他前往上海就讀於日清貿易研究所,學習間諜技術。畢業後他加入了上海日清商品陳列所,回到日本,在九州、中國(日本地名)、大阪等地調查海產品。1894年,他陪同橫濱貿易新聞社社長,到中國內地調查了數月,因病留在上海直到戰爭爆發。在此期間,他開始實際從事間諜活動。

福原林平是岡山縣人,就讀於曆史悠久的藩校閑穀黌。在黌長(校長)、著名維新人物西毅一教誨下,年輕的福原慨然以國士自許。他第一次報考上"上海間諜醜聞"給當時的美國總統克利夫蘭帶來了一場政治風波諜戰甲午13日本間諜潛伏記第一部分海日清貿易研究所未中,竟徑直找到負責人荒尾精,慷慨陳詞,感動了荒尾精,被破格錄取。畢業後,他回到了日本,在岡山縣名刹國清寺隨海晏法師參禪。1893年11月,他與同學高見武夫一道回到上海,臨行前,海晏法師還各贈送他們一把寶刀。電子書分享網站

上海"間諜門"夾傷美國總統(2)

戰爭爆發後,楠內、福原兩人都在上海潛伏下來,以商人名義從事間諜工作。隨即奉命到滿洲內地偵察軍情。預定的計劃是,先乘船到營口,經遼陽抵奉天,再去遼陽,返回奉天後將情報以電報發到上海,然後再前往鳳凰城,將沿途所見軍情隨時報告;之後向鴨綠江行進,調查入朝清軍數量及沿途軍情,提供給已經在朝鮮境內的日本第一軍,然後為該軍帶路。布置這一任務的日本武官根津一也坦陳,這一任務實在很艱難。

但是,人算不如天算,他們原定的8月11日的班船被取消,下一班要到14日才能開行。考慮到兩人同時從日清商品陳列所出發會引起懷疑,遂決定假冒湖北商人住到法租界的同福客棧去。福原先在12日搬進客棧,楠內則於13日搬進,另一剛從滿洲回到上海、準備與他們同行的間諜景山則住進了全安客棧,三人裝作互不認識。

8月14日半夜,楠內、福原兩人在同福客棧被上海道台衙門的差弁抓獲,隨身搜出關東地圖和清軍軍官名錄等,但因人犯是在法國租界內抓獲,隻能交法國巡捕房,而法國方麵則幹脆將兩人交給了美國駐上海總領事,因此惹出件轟動界的驚天大案。

中日甲午戰爭爆發後,美國受中日兩國委托,擔負起"調停人"(GoodOffice)的角色,為兩國在對方國家中照顧僑民及利益。根據"調停人"原則,法租界當局將日本人交由美國外交官處理,倒也還在理上。

兩名日本間諜向美國總領事佐尼幹(Jernigan)宣稱受到中國政府誣告,並要求獲得庇護。佐尼幹很快批準了日本人的要求,並拒絕了中國政府的引渡要求。

清廷也不示弱,立即在北京向美國駐華臨時公使小田貝(JeniorDenby)提出嚴正交涉,小田貝的父親老田貝是駐華公使,此時回國休養,由其子代辦。同時,總理衙門指示中國駐美公使楊儒,立即向美國國務院進行交涉。

時任美國國務卿葛禮山是律師出身,一切行為講究法治和條理。他聞報大驚,立即指示小田貝,美國外交機構沒有權利庇護任何被中國政府指控有罪的日本人。

小田貝對此表示不同意見,認為既然美國充當了"調停人",則在華日本人自然獲得美國在華享受的治外法權,兩名日本間諜不應被引渡給中國,而應接受領事裁判。兩人為此發生激烈爭論,電文往來十分頻繁。

在法理上難以說服葛禮山後,小田貝又訴諸道義,認為如果接受中國的引渡要求,則兩名日本人必然會被中國刑訊折磨並最終殘酷處決。

葛禮山不為所動,在他的強硬命令下,小田貝隻好下令佐尼幹,於9月3日下午5點在大東門外將日本間諜移交給上海道台(根據宗方當天日記)。但同時,葛禮山與楊儒在華盛頓達成君子協議,中國政府承諾給日本間諜公正的審判,並在老田貝返回北京任上之前,不作出任何終審判決。

上海"間諜門"夾傷美國總統(3)

兩名日本間諜被移交給中方後,中國十分重視,兩江總督劉坤一親自下令將人犯押到南京審訊。同時,在天津和浙江也先後破獲了石川伍一案、藤島武彥、高見武夫間諜案,都受到美國領事的強烈幹預,美國軍艦甚至應美國駐寧波領事福樂(Fowler)之要求而前往示威。

美國國務院明確了美國處理此類事務中的界限後,天津和浙江的間諜案也很快審理完畢。隨後,這五名日本間諜分別在南京、天津、杭州被斬首處決,但並未事先通知美國方麵。宗方小太郎在10月10日的日記中記載道:"研究所之學生楠內友次郎、福原林平亦自上海檻送至南京,上月二十四日被處斬首雲。嗟,痛哉!"小田貝對其上司的指令耿耿於懷,繼續寫信與葛禮山辯論法律問題,尤其是指出在上海有著十分複雜的、相互糾纏的中西審判體係,完全不必將日本人引渡給中國,他認為葛禮山向中國政府妥協的舉動,將會破壞西方人在中國享有的治外法權,導致中國本土審判權的複歸。這其實正是問題的本質,在華的西方人社會普遍對葛禮山感到不滿,正是認為美國政府此舉大長了華人的威風,大傷了洋人的麵子。

同樣被葛禮山激怒的還有駐寧波領事福樂,他是一名著名的擴張主義者,他將這些事件通報給了馬薩諸塞州的聯邦參議員洛奇,後者隨即在國會對葛禮山的政策進行了猛烈攻擊。在議員的鼓動下,美國報章開始連篇累牘報道上海間諜事件,攻擊葛禮山和現政府,認為是美國政府的冷血和愚蠢葬送了兩名日本青年的生命。其中,《哈潑斯周刊》的報道因直接采訪了佐尼幹,成為最有影響力的文章。《紐約世界報》(NewYorkWorld)甚至公開質問"葛禮山腦子是否正常",認為"一個正常的領導人不會這麼做的"。親政府的報刊則在葛禮山協調下,展開了微弱的還擊,為政府的行為辯護。

上海間諜事件演變為美國國內*,國務卿葛禮山嚴厲指責了小田貝和佐尼幹。小田貝和佐尼幹見到事件已經危及到現政府的穩定,隨即改變口徑,承認了這兩名日本人從事間諜活動證據確鑿。在親政府的議員幫助下,葛禮山最終抵抗住了國會中反對派的猛烈攻擊。

葛禮山指責中國公使楊儒沒有遵守雙方約定,中國政府擅自處決了兩名日本人,楊儒一開始還推說中國政府不可能實施處決,隨後則辯護說,他從未向葛禮山承諾過不處決日本人,是葛禮山誤解了他的意思。

有意思的是,在這場間諜風波中,日本的外交機構並沒有在前台大肆活動,而日本外交文件顯示,他們在認真研究相關法律後,也認為美國政府的確沒有權利幹預中國對日本間諜的審判和處置。這成為美國支持*黨的報刊為政府辯護的重要理由。

心力交瘁的葛禮山隨後猝死在辦公室內,成為少數殉職在工作崗位上的美國政治家之一。

《哈潑斯周刊》對兩名日本人的"勇敢"表示了敬意,報道說他們宣稱:"你們可以殺我,但我的天皇會以我為榮",報道認為這"更能體現日本人的精神"。楠內曾在家書中道:"今日之事,乃國家安危之關鍵,皇運隆盛之所係。苟帝國臣民臨事而偷安,異日之事不可問矣。"拳拳之心溢於言表。而福原曾在乘船偵察長江時作了六十多首七律漢詩,其中有雲:"欲試長江萬裏遊,飄然來投月明舟。把杯堪笑人間事,越水吳山使我愁",頗有豪情。據日本史料記載,諜戰甲午17日本間諜潛伏記第一部分他的未婚戀人山本幸子,讀到了他寫給她的另一首七律:"卿在瀛洲北海天,餘遊萬裏蜀吳川。此江月營此真影,寫出往時奇遇緣",大淚滂沱,立誓終身不嫁,致力女子教育。

這一轟動美國的上海間諜事件,不僅譜寫了中、日、美之間的"三國演義",更引爆美國內部*。美國國務院與其派駐在中國的使節之間所爆發的激烈分歧,也體現了當時美國外交政策的大紛爭。抱持擴張主義的駐華使節們希望利用此事,在東亞為美國攫取更大的利益空間。而美國國會的強力介入,則不僅有政見上的分歧,更有現實*的需要。上海間諜門事件成為美國內政、外交的焦點問題,轟動一時,在大量的報道中,中國野蠻、落後、背信的形象被進一步宣揚,為日後的大規模排華運動積累了相當的民意基礎。甲午戰爭是剛剛走出內戰的美國第一次介入國際事務,是其主動"睜眼看世界"和"伸手管世界"的開始。上海間諜門事件則是美國理想主義的最後一次獻演,從此美國東亞政策被徹底修改,不幹預主義讓位於炮艦政策,跟在獅子後麵揀骨頭吃的"豺狼外交"(JackalDiplomacy)被放棄,美國越來越深地開始主動卷入東亞事務。

上海間諜門事件也是滿清最後一次得到西方大國的平等對待,此後,甲午戰爭徹底暴露了滿清的虛弱,世界上再也沒有一個強國給予中國平等待遇,如何瓜分中國成為東亞國際政治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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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尚也瘋狂(1)

1894年8月19日,渾濁的東海洋麵上,一艘從鎮海開往普陀山的客船武寧輪正在鼓棹前進。這天正好是佛教中元節(鬼節),普陀山上要舉辦盂蘭盆*。來自全國各大寺廟的僧人們雲集普陀,武寧輪幾乎成了和尚的專輪。

旅途寂寥,又是難得的同道大聚會,僧人們在船上相互傾談交遊,十分熱鬧。但當中一位眉清目秀的年輕僧人,似乎與眾人格格不入。他那剃得趣青的頭皮上,並沒有中國和尚獨有的戒疤,而且舉止相當古怪。不少人和他去搭腔,發現他似乎對教義不感興趣,或對交遊不感興趣。但和尚們執著,不斷地去"騷擾"他,終於把他惹毛了,痛斥一番。周圍的僧人們大吃一驚:原來,他說的是一口日本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