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請想一想華盛頓
每一種製度都可以被看作是一些偉人影子的延伸。
——愛默生
美國曆史上，華盛頓及其夥伴們屬於為自己的母邦開創了諸多偉大先例和精神路標的人。在那塊荒蠻的北美處女地上，他們不僅墾辟了憲政共和的綠洲，還神奇地締結出一脈清澈的政見傳統和榜樣力量，猶如一團團“冠軍”般的濃翳樹傘，為後世撐起盛大的蔭涼——200年來，靠著這份殷實基業和先人目光的注視，這個移民國家的子嗣一直安穩地享受著新大陸的豐饒、自由與遼闊……
每一國家都有她群星璀璨、精英齊瑰的魅人夜晚，尤其在發生大的社會振蕩和思想激變之時。北美獨立戰爭前後正是這樣一個經典性的輝煌時段：喬治·華盛頓、托馬斯·傑斐遜、本傑明·富蘭克林、托馬斯·潘恩、帕特裏克·亨利、約翰·亞當斯，亞曆山大·漢密爾頓、詹姆斯·麥迪遜……《常識》《獨立宣言》《論自由與必然》《不自由，毋寧死》《弗吉尼亞州宗教自由宣言》《聯邦黨人文集》……這些紀念碑式的天才與著作，其密度之高、才華之盛、能量之巨、品德之優，皆可謂空前絕後。短短幾十年，他們為這個沒有曆史的國家所積蓄的精神資源、所創下的光榮與驕傲，比後續幾代人的總和還要多，還要令人驚歎和欽慕。他們不遺餘力、傾盡全部的心血和“智慧”——以最幹淨和節約的手法，一下子為母邦解決了那麼多難題，替未來者省去了那麼多麻煩和隱患，更實現了那麼多令歐亞大陸難以企及的夢想——關於軍隊、國家和元首的關係，政教分離，軍政獨立；關於聯邦與共和、普選代議、三權製衡的憲政框架；關於現代大學教育……其製定的1789年憲法和《權利法案》，披瀝二百多年風雨被原封不動地延伸至今。其建國水平所表現出的才智、膽魄、美德——遠遠超越了造物主所賦予那個時代的國家素質的“平均值”。
世界經驗已反複證明，最初創業者的一舉一動於該國的體製定位及命脈走向是影響至深的。就像鋸齒在圓木上咬開的第一道縫隙、手術刀在體膚上劃出的第一絲刃口，它涉關整場事業的功敗垂成。
在這點上，北美人是幸運的。他們等來的是華盛頓而非拿破侖，是富蘭克林而非俾斯麥，是傑斐遜而非羅伯斯庇爾或戈培爾……仿佛一夜間抓到了一副世界上最漂亮最璀璨的人物撲克牌，這批不知從哪兒突然冒出來的中年人，其額頭和眸子都閃爍著同樣的光色和寓意——同樣的精神豪邁、心理健正，同樣的英勇與純潔，無論軍中還是議會，無論危急時刻還是成就之日，你都難覓小人蹤跡。他們是焦灼的戰士，而非暴虐的武夫；乃平民出身的領袖，而非歇斯底裏的野心家。他們像晶瑩的蝌蚪，來自四麵八方，又不約而同朝著同一光點挺進：獨立、平等、自由……
這群清高而儒雅的北美人真是太自尊太富有詩意了。那種不費周折就迅速疊成的共識，那種彼此扶持從不欺誆的同道友誼，那種麵對勝利後的權力果實坐懷不亂的從容與定力——真是一點不像後來的歐亞同行們：你看不出狗苟蠅營的蠢蠢欲動，聽不見密謀者的竊竊私語，感受不到妒忌者的血脈賁張和磨刀霍霍，亦沒有異邦常見的宮闈政變與鴻門宴式的權力搏殺，更無所謂“狡兔滅，走狗烹”的祭壇血災……這群高智商的大號兒童，成熟而富於幻想，理性又熱情澎湃，勇猛且不失教養，喜歡考試卻拒絕作弊，他們要通過勾繪一幅叫“美利堅”的地圖，以檢驗自己的能力、智識與品德。
在這場浩大的理想建國工程中，著實發生了幾件令人感動且影響深遠的事。
一個新生國家的雛形往往最早反映在國父們的信仰執念中。按一般的民族解放慣例，開國元首應由鬥爭中最具負責精神、表現最英勇、貢獻最卓巨的人來擔司，唯最高威望者才天然匹配這種象征“統一”的精神覆蓋力和道德凝聚性——也就是說，須尋一位“鎮”得住天下的人以坐鎮天下。
其時的北美，此人無疑即喬治·華盛頓了。這位叱吒馬背的將軍，該如何麵對唾手可得的最高權力和民眾擁戴呢？曆史學者有個說法：華盛頓是打下了一場美國革命，而傑斐遜則思考了一場美國革命（後者乃《獨立宣言》起草人和一切重大決策的構思者之一）。按通常的遊戲規則，將軍和他的參謀長很自然地一前一後登上禦座即可，甚至幹脆玩點野的——像劉邦、趙匡胤們那樣：由一個幹掉另一個（或一群）算了。諳悉曆史的人都清楚，革命得手後最棘手的莫過於權力的重組與分配了，常閃現出比革命本身更凶舛更血雨紛飛的險情。從世界曆史的範圍看，革命殘剩的激情此際少有例外地向著陰暗、貪婪、狹私的方向噴瀉，共患難又豈能同富貴？你不這樣想不等於人家不這樣想——不等於不疑心人家這樣想。
奇怪的是，在美國獨立戰爭的功勳部落裏，你竟找不到一點與此有染的蛛絲馬跡（你為自己的“經驗”羞愧了）。他們似乎天生就不會這麼想，壓根就沒有這“厚黑”基因，既沒人策劃所謂“斬草”，亦無人醞釀什麼“除根”。勝利的喜悅洋溢在每張臉上，一起傳遞、一起分享，誰也不想比別人據有更多。在這裏，歐亞的許多慣術，千百年來巋然不動的那些皇曆仿佛失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