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年老又不服老的富翁過慣了有錢有勢的體麵生活，突然某天，一個更有錢的年輕富翁走到他的麵前揍了他一頓不說，還勒索了他的所有錢財，使他過上了無錢無勢的下等人生活，彼時的富翁此時會有什麼樣的心理狀態？自卑？憎恨？嫉妒？不服氣？羨慕？還是阿Q式自慰：“我過去也是很有錢的！”抑或全有？不論怎麼說，他肯定有著複雜的創傷心理。
作為外源型現代化國家，俄國、印度、阿拉伯世界、奧斯曼帝國、中國以及伊朗等一大批曾在曆史上建立過強大政治經濟和文化統一體的古老民族，在遭遇了“千年變局”之後，被動挨打、任人宰割、仰人鼻息和屈辱落後等一連串弱勢待遇隨之而來，這些民族的思維細胞——知識分子又該是什麼樣的心理狀態？會不會與這位富翁有著同樣或相似的心理狀態？
當西方文明首次全方位地向這些古老民族展示其先進性時，使用的手段卻是非先進的。這個事實一開始便給這些落後民族及其知識分子造成了既深且遠的影響。麵對既文明又“不文明”的西方世界，這些知識分子的態度和意見分歧越來越明顯。在俄國出現了西化派、斯拉夫派和歐亞派，在印度出現了西化派、東方主義派，在伊斯蘭世界出現了泛伊斯蘭主義、泛阿拉伯主義、伊斯蘭原教旨主義、伊斯蘭社會主義，當然也有完全西化派，在中國出現過西體中用派、國粹派、全盤西化派，還有後來的新儒家。而伊朗自19世紀20年代以來一係列的對外戰敗，對於西方態度同樣也出現過西化派、維拉亞提派和折中的伊斯蘭改革派。埃及和奧斯曼土耳其的情形也大抵如此。
雖說曆史上文明交往從未中斷，文化科技相互吸收源遠流長，但在“千年變局”出現之前，這些古老民族的思想史嬗變從未出現過如此的複雜化和多元化。“堅船利炮”打破的不僅是政治上的一統性、經濟上的自立性，同時被打破的還有思想上的一元性。
從知識分子個體角度微觀地加以考察，“千年變局”給他們內心世界帶來的迷茫、彷徨、激憤、苦悶、矛盾、抗爭、突圍、衝動常常是怵目驚心的。康有為在南海西樵山白雲洞，“亦歌亦哭”無所歸依，“俯讀仰思”上下求索，其精神危機決不能簡單地理解為“屢試不第”所致。沙裏亞蒂在馬什哈德大學求學期間，徹夜通讀，至黎明乃蜷縮在陽台上，麵對伊瑪目禮薩清真寺金色圓頂映襯的晨曦悵然垂淚，其內心苦悶，同樣也不能簡單地歸因於性格上的“多愁善感”。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如瞿秋白、李澤厚等。
“理解”有兩種，一種是“認知式”理解，一種是“同情式”理解。坦率地說，我對沙裏亞蒂的作品及其思想的理解是“同情式理解”，這種做法在某些人看來顯然有悖於曆史學的學科特點，但人文社會科學中，誰又能做到真正的“價值無涉”、“態度中立”，達到“零度寫作”這種程度？記得有位思想家說過，學術研究中，從選題、行文、論述乃至結論都與研究者的主體意識，特別是研究者的早年經曆有關。我研究“沙裏亞蒂”也是這樣。我與我的研究對象同進同退，同喜同悲。
我非常幸運地有機會師從錢乘旦教授，他是我國著名曆史學家、英國史專家、中國“現代化研究”奠基者之一。早在20世紀的80年代末，我就讀過新啟蒙讀物《未來叢書》中他的兩本有名的小冊子《走向現代國家之路》和《第一個工業化國家》。不過，那個時候，我根據兩書老練和通達的文筆，推測作者一定是一個老頭子。直到17年後的2005年南京大學博士複試，第一次見到錢老師時，才知道他仍然不能算是老頭子，雖然他智慧的腦袋已局部呈現“老頭子”跡象。尤其令我敬佩的是，他與我的研究對象沙裏亞蒂一樣，也是一位有著社會關懷的專業化知識分子。自從冷冰冰的學術語言包裝下的“現代化理論”被引進中國學術界的第一天起，就有明確而痛切的社會現實背景，便是明證。後來充“國師”，論“崛起”，談“製度創新”，等等，都是以專業介入社會的表現。按照我的大學老師許有為老先生的分類，教授大致可分兩類，一種是“經師”，一種是“道師”，“經師”以傳播學問和知識見長，“飽學教授”之為，而“道師”則以彪炳道德和品格立身，“精神領袖”之為。錢老師兼而有之。我是打著“現代化比較研究”旗號，以一個“插隊者”角色“插”進了他的學生團隊中，因為，他的學生基本上都是研究英國或與英國有關的問題，隻有我一人的選題與英國無關，與“現代化”關係好像也不是很大。所幸者，錢老師不僅未罵我，甚至還以“好好打好基礎，將來做個伊朗史專家也挺好”相勉勵。這句話或許錢老師自己也不一定記得了，可是，我卻引之為精神動力，援之為目標。老師對學生的影響，經常是在不經意間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