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確實說過毛是他從前的學生，因為說得不是時候，難免讓被說的人反感。要是退回到二十多年前，聽這話的人就又是另一種感覺了。一九二〇年七月九日，二十七歲的毛澤東曾給胡適寫過一信：
適之先生：
在滬上一信，達到了嗎？我前天返湘。湘自張去，氣象一新，教育界頗有蓬勃之象，將來湖南有多點須借重先生，俟時機到，當詳細奉商，暫不多贅。
此頌
教安
此信見於《毛澤東早期文稿》（第四九四頁）。當時不回信的恐怕是胡適之了，我沒有查胡適的日記，不知他是否收到此信。從毛的信中看，他已不是第一次給胡適寫信了，青年毛澤東對胡適的崇拜也是有據可查的。一九二〇年毛澤東在給周世釗的一封信中，曾表示過他暫不想出國，而在國內研究，他在信中說：“我曾以此間過胡適之和黎邵西兩位，他們都以我的意見為然，胡適之並且作過一篇《非留學篇》。”（《毛澤東早期文稿》，第四七四頁）。在同一封信中還說：“我想我們在長沙要創造一種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誌，租一所房子，辦一個自修大學（這個名字是胡適之先生造的）。”在《西行漫記》中，他也對斯諾說過：“那時候，我也遇見了胡適，我去拜訪他，想爭取他支持湖南學生的鬥爭。”（該書第一三〇頁）
二十年代初，毛澤東在長沙計劃創辦文化書社的兩份文件中，都把《胡適嚐試集》《胡適短篇小說》《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作為最重要的著作來介紹（同上第五三七、五四一、五四二頁），可見胡適在毛澤東心中的位置，人世滄桑，今非昔比，四十年代中期，毛澤東已非當年，而胡適之依然是一介書生。
公平地說，胡適說毛澤東是他的學生，此話並不過分，因為他們確實在過同一學校，毛還對斯諾說：“我參加了哲學會和新聞學會，為的是能夠在北大旁聽。”（《西行漫記》，第一二七頁）而毛也確實向胡適請教過。唐德剛也說過，胡適告訴過他：“共產黨裏的白話文寫得最好的還是毛澤東！”不過唐德剛調侃道：“毛澤東寫得最好的原因是‘我的學生毛澤東’沒有完全遵從他‘老師’指導的緣故。”（《胡適口述自傳》，第二〇二頁）。周策縱還說過毛澤東的《沁園春·雪》也是受胡適的《沁園春·新俄萬歲》影響而作的（《胡適雜憶》，第二八一頁）。毛澤東一生與胡適有過諸多關係，無論是崇拜還是厭惡，胡適在他心中是抹不掉的。“在那些來閱覽的人當中，我認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運動頭麵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羅家倫等等，我對他們極有興趣。我打算去和他們攀談政治和文化問題，可是他們都是些大忙人，沒有時間聽一個圖書館助理員說南方話。”（《西行漫記》，第一二七頁）胡適肯定也在這些人中，這種印象幾乎影響了毛澤東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