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總算有了時間去做一個全身檢查。過去十個月來，我感覺自己身體的各項機能在逐漸衰退，像老舊的引擎即將報廢：我的眼睛逐漸花了，身體也隨之老化。走路、運動、思維，完成它們也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困難。右上腹不時隱隱作痛，但力度還不至於分散我的注意力。我不過還才中年而已，但在這個黃金年齡我卻率先變老了。按醫生的話說，這可能是現代人常有的“亞健康”狀態，即感覺精力不如以前，身體某個地方總是莫名的疼痛。這是有原因的。這段時間以來，我的工作突然變得很忙。某一天清晨，我光著身子站在衛生間鏡子麵前審視自己浮腫的軀體，突然意識到自己該休息休息了。然而，該承擔的工作總是推脫不掉的，何況我的情形有所不同。有時候，我會想，也許這所名氣不大的美國大學根本沒有屬於我的位置。我在這裏取得了教授的職位，但就像有些國家的元首隻是個虛名一樣，卻沒有獲得教授應有的悠閑。忙碌的工作始終困擾著我，在這裏，任何事情都需要我親自去做，甚至包括安排課程和選定教室。而這時候，又正值學期中段，我得忙著批改學生的論文。除此之外，還得應付為不太理想的成績不斷登門求情的學生。
正如之前所說，我的情形有所不同。任何一名本土的教授都不會有這樣的特殊待遇，能享受到這樣待遇的隻能是外籍人士（歐洲的當然不算）。在我們學校任意一個地方，不論是傍晚時分，覆蓋著若有若無的橘色的田徑場，還是在充滿科技感和藝術構想的圖書館，甚至是坐滿了慵懶的學生的快餐廳，因為身份的歧視而爆發的衝突此起彼伏。在我看來，這似乎就是美國曆史上那次最嚴重的種族暴亂（一九六七年，新澤西紐瓦克的黑人暴亂）的遺留物。那些遭到歧視和敵視的可憐人，一般都來自印度或中東，大多都是政治敏感的原因。我也聽到不少中國學生抱怨他們在無形之中受到了歧視或不公的對待（比如對方冷淡的態度），我大可把它認定為種族歧視，因為我也來自中國。現在你知道我的不容易了，我勞累我的身體，費盡我的心智，離開我的親人，來到美國的一所大學取得現在的成績，已經很不容易了。而現在，我所做的事情隻不過是我年輕時候奮鬥時所做的事，我已經經曆了一次，何必又再忍受一次折磨？這麼做隻會讓我失去生活的興趣，但有時候想到自己的無奈，我又會抿嘴嗤笑自己：我還沒有出現自殺傾向，說明我還沒對這脆弱而又重複的生活失去興趣（現在，我還是和以前一樣喜歡思考，思考是一個文學教授所必須的技能，用來思考對洛麗塔的扭曲的痛苦之愛，用來思考菲利普·羅斯腦子裏源源不斷的女性，而我發自內心地喜歡它。我當初怎麼會那麼天真的笑自己呢，難道我不曾發現人是那麼的渺小，除了自己還有那麼多的掌控者使自己死去嗎？上帝和死神對生命的掌控力是一樣的，稱呼聽起來不一樣而已，真的。人類本身隻是排在最後的劊子手，真主說，自殺是可恥的。）
人有時候不能把身份和種族拿來解釋任何挫折，這是每一個有自尊、有奮鬥心的人都懂的道理，正因為如此，盡管我非常想把這條理由拿來解釋一切，安慰我心裏所有受到創傷的地方，但我最後還是得從自己身上找原因，因為隔壁教室的印度工科學生都活得那麼風風火火。來了美國這麼多年，我逐漸能毫無障礙甚至流暢地閱讀那些英美文學。人們的說話、學術研討會上的演講呢？這些對我來說也已經不成問題，我能直接和準確地理解到他們想要表達的意思。唯一對我來說困難的是表達，我想到很多年輕的中國留學生向我訴說他們的問題，那就是閱讀和聽課都沒有障礙，但就是聽和說不能同步，這說明他們的口語存在問題，無法用英語進行思考。而我的苦惱，聽上去像是口語問題，事實上我除了有點固有口音外，說的方麵我問題不大，我隻是不善於表達，換成中文也是一樣的，因此我經常在日常學術交流和研討會上的討論中遭到同事們的嘲笑和孤立，這和我與他們觀點不一也有一定關係。這裏需要說明一點，美國的教授可不像中國教授那麼正兒八經。就連在日常生活中，我也經常犯表達方麵的錯誤，有一次，因為下午即將有個二十世紀四五十年代美國文學的研討會，而我在辦公室裏批閱作業以至於時間晚了，所以便急匆匆地走出充滿光汙染的教學樓，到幾百米遠的餐廳去買點食物對付一下。因為過了用餐時間，裏麵人很少，唯一幾個顧客還是趴在餐桌上做作業和睡覺的。為我點餐的是一個學生模樣的白人男孩，估計是來做兼職的，憂鬱的淡藍色眼睛和一頭紅發很不搭，工作帽把他的長發壓得在他耳邊飛揚，樣子看上去很不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