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時間：20-05-02
一-四七年，正月初三。崇明同盟會總部。
古人最重農曆新年，有極多的繁瑣禮節，在高老莊內呆了不到兩天，高旭就受不了，初三這天，高旭就來到了總部大樓辦公。
回到闊別將近一年的同盟會總部，望著已經成為標誌性建築的五角大樓，以及同盟廣場，高旭心還是有一種滿滿的自豪感。隨著水泥、玻璃這些新型建築材料的推廣，這些標誌性建築已經成為煥然不同的產物。
事業初創，作為一個新興團體的領導者，高旭保持著敢為人先、雷厲風行的性。在同盟會，大明官場那種拖延、庸碌混日的習性是絕對不允許的。年假的第三天，大年正月初三，高旭就在總部召開同盟會的高層會議，討論落實新的一年的會務計劃。
其實在骨上，高旭是個喜歡清靜的人，一直向往采菊東籬下，然見南山的日。
但他從事的事業卻是要求他無時無刻地保持著熱忱。在來到大明的一年半的時間裏，從當初的江陰舉義開始，一直到現在坐擁江南四府、福建全省，以及崇明、海南兩島，雖然事業越來越大了，但對於驅逐韃虜、恢複華的大業來說，還隻是開始。
有安身立命的地盤，有悍衛安全的槍杆，有輔助創業的團隊，有嬌妻有豔妾，本性那種小富即安的懶散，又時不時的來消磨一下著他的鬥誌，狠不得做個甩手掌櫃，打造一個艦隊，環遊這十七世紀的世界去。
但是高旭知道，無論是北京英明神武的攝政王多爾袞，還是南京老謀深算的貳臣洪承疇，他們都是深謀遠慮之人，就算清軍遭受入關以來，甚至是建軍以來，最嚴重的挫敗，但是，他們不會縱容高旭坐在江南這塊富可敵國的蛋糕上發展壯大的，在這新的一年裏，同盟軍將來受到清軍更淩厲的考驗。
647年，是清順治四年，也是南明永曆、紹武、魯監國二年，還是光複區以外的大明官紳們前所未聞的，覺得不倫不類的同盟憲曆二年。
自古以來，從來沒有一個割據勢力會把一本律法作為紀曆的。同盟會的憲章是高旭一手起草的，可以說是他意誌的表現。盡管其有與這個時代水土不服的條例，但大多數能在先賢的思想找到理論支持，特別是孟“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民本思想，是這部憲章的立法基礎。
經過一年多的蓬勃發展，高旭雖然是締造者，掌舵者，但同盟會這個轟然大物由著它自己的慣性在發展著。在這個組織，已經形成了諸多派係。
以顧炎武為代表的激進派，是以憲曆紀年的堅定支持者，這些激進派一邊藐視君權，一邊又把高旭一步步推上神壇。因為隻有高旭，才能容得下顧炎武在這個時代最激進的改革措施，光是高旭廢除顧炎武最為憎恨的八股取士，就收聚了無數以顧炎武為代表的在科舉上不得誌的士的人心了。
以沈廷揚、劉藻為代表的傳統派，在同盟會也占據了一定的勢力。他們都是大明的官紳，對於朱氏王朝還抱有一定的感情，但在理智上也明白朱氏王朝已日薄西山，已是朽木不可雕。對於崇明高氏的崛起，他們既有期待之心，也有矛盾的心理。以憲曆紀年，他們自然難以認同，但他們隻是臣，在同盟會這個重視軍功、商貿、民權的新穎組織裏，傳統派隻有戴著鐐銬在跳舞，他們妥協的目的，就是為了在同盟會這個新興勢力謀上一個參與角逐天下的資格。
以閻應元、徐玉揚為代表的江陰係軍事力量，他們是同盟軍的骨幹力量，已自成一係。暫時來說，在同盟會的構成之，江陰係是同盟會開創時最原始的推動力，而他們也是最純粹的一股力量。江陰被屠城的遭遇使得江陰係將領的心隻有簡單有力的複仇之心。
但是，鑒於閻應元那難以琢磨且又無欲則剛的態度，高旭已覺得這支力量也是一把雙刃劍。與徐玉揚、徐鴻這些江陰係將領不同的是，閻應元不僅是一個卓絕的軍事家，他也精於後勤管理，具有十足的領導魅力，隻要給他一個舞台，他就回報一個奇跡。
閻應元總有一種高旭還無法洞悉透底的東西。他那冷酷無情的心性，不僅讓敵人聞風喪膽，作為他的同僚，高旭也不敢等閑視之。
在古代，行軍打仗最怕的就是瘟疫。由於清軍入關後不服水土，畏懼天花，有染者動輒即死。所以，無論在當初的江陰戰場，還是現在常州戰場，閻應元就掀住清軍這個弱點，把天花這個生化武器應用得淋漓盡致。
在江陰，閻應元就布下天花疫陣，抱著與清軍玉石俱焚的目的來守城。現在為了鞏固光複區的常州防線，閻應元已經把天花傳播到南京城的近郊，直把駐紮在南京城內的濟爾哈朗的鑲藍旗主力鬧得人心惶惶。
博洛在秋
季圍攻常州無果，一到了冬春兩季天花最為流行的季節，就立即把滿清旗兵撤到丹陽城，隻留下綠營漢旗軍在常州城下打醬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