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說，即使較好的法律也隻具懲罰功能，並不能完整、徹底擔負起維護公正的職責。甚至有時候，它還在某種意義上姑息、縱容了惡細胞的囂張與擴散……司法辦案中常見如此尷尬：明知誰在胡作非為、誰是害群之馬，但若沒有確鑿證據，或其行為外露部分尚構不成嚴重犯罪，就拿他沒轍（甚至恨他們的人，包括警察，潛意識裏也盼之做出更出格的事來——以便法律登場）。迪倫馬特的小說《法官和他的劊子手》描述的即這種尷尬，法官最後隻得暗設圈套，靠罪犯來消滅罪犯。
至於法律自身的缺陷和執法不公，就更雪上加霜了。一個人，何以保障不受惡的威脅和敲詐？不成為社會陰暗麵的犧牲品？莫非隻有像主人公所說“不做犧牲品，就做劊子手”？
曾看過一部法國影片《警官的諾言》：一批警界內部的激進派，痛感法律無能，便暗中組織起來，以誅滅方式對販毒、貪汙、黑幫等犯罪集團進行襲擊……按他們的話說，這是在為人類清除垃圾，乃終極正義的需要。最後事情敗露，他們或自殺，或被同事所逮逋。
每個人都有權捍衛自以為的道德理念，都有權對世界公開自己的愛憎和價值判斷，而一旦將個人審判的結論付諸暴力實踐，執行對那些對立麵的肉體製裁，則又會受到現有法律的製裁。
倫理和法理的悖論、情感與理性的矛盾、自由和秩序的抵牾、程序正義與終極正義的衝突，也是折磨現代社會的一組精神難題。
和個人懲凶反遭法繩的例子不同，曆史上確有一種幾乎不受懲戒的殺人現象：戰爭殺人，或集體方式的革命鏟惡。
看看我們小時候讀的“農民起義”“無產者暴動”“青年革命家”的故事，哪個不是懷著深仇大恨，在月黑風高之夜、殺了財主豪紳、投奔了“革命”？一部《水滸》全是這種人生道路，可他們全被後世視為了梟雄。說是被逼上梁山，可哪個時代的落魄殺人者不這樣？殺人者幾乎都可被追問：為何不求助法律而魯莽行事呢？所以，除非造反成功（屆時你已擁有法律的解釋權），一旦落敗鋃鐺，該判刑還要判，該償命還要償……
試想，像主人公殺死高利貸老太婆這事，若趕上俄國1917年那樣的時局，會是怎樣情形呢？還用得著惶惶然嗎？豈非*資產階級、消滅投機奸商大功一件？哪場鬥爭不鼓勵“合法”殺人呢？戰場上，兩個素昧平生、無怨無仇之人，隻要軍服顏色不一樣，即掄起刀片砍向對方腦袋——連眼皮都不眨，這就是戰場邏輯和鬥爭哲學。再比如在德國，若一個日耳曼人對一個猶太人有敵意，正常社會，他並不敢對其有所傷害，但換一個特殊背景，比如1938年“帝國水晶之夜”，該日爾曼人即可輕易傷害或殺死他的猶太鄰居，完全不負法律責任。
純粹為個人殺人，還是為集體或主義殺人——不僅社會評價不一樣，自我評價和心理感受也大不同。
為個人殺人，多少會感到恐懼，甚至情感矛盾和道德負罪，而一旦轉化為替集體殺人、替政權或國家殺人，情勢則完全不同了，不僅道德陰影一掃而光，而且理直氣壯，頗有英雄主義的自豪感和成就感。一旦信仰成了行為的盾牌，個人的有限行為便被放擴成集團和民族在場的無限行為，崇高感、神聖感、使命感油然而生，也輕易能和“偉大”“光榮”“不朽”聯在一起。
綜觀曆史上的“革命者”，大多經曆了：起初為個人殺人——繼而替集體殺人——最後標榜殺人——之履曆。比如愷撒、拿破侖……乃至陳勝吳廣、洪秀全……無不在自己的時代和族群贏得了殊榮。說到底，皆為勝利帶來的利潤，“革命”成功了，“殺人”也就成功了。
所以，大人物殺人是否有罪，並不在於行為本身，而在於權力大小、權力所匹配的話語權和解釋權。關鍵在於能否將個體殺人——依附和掛靠於某種集體或團隊殺人——這一“大”的行為集合和政治籠罩中。
此即“曆史英雄”和“殺人犯”的區別。我們的主人公顯然清楚其中的奧妙和貓膩，但還是不幸成了殺人犯。
不管政治主義者怎麼說，我本人的一個觀點是：
真正的英雄須是徹底的人道主義者和生命支持者。是聖雄甘地，是反抗加爾文的卡斯特利奧，是馬丁·路德·金……而非愷撒和李自成之流。
殺與被殺，都是我的恐懼。
（2000年）
（選自王開嶺《跟隨勇敢的心》，2001年版）
等待黑暗，等待光明
等待黑暗，等待光明（1）——關於伊凡·克裏瑪《我快樂的早晨》及其它
“將每個人都驅進純粹物質生存的單人掩體……被提供了一種自由地選擇哪一種型號的洗衣機和電冰箱的自由……生活陷入了一種生物學的蔬菜的水平。”
——（捷克）瓦茨拉夫·哈維爾
布拉格不快樂
與其稱“我快樂的早晨”，倒不如說它真正的主題是：布拉格為何不快樂？
1968年，以蘇軍為首的華沙條約國部隊突然襲擊，侵占了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之春”夭折，推行改革的總書記杜布切克下台。爾後，在蘇聯坦克的授意下，傀儡政權大肆搜捕改革派和異己分子，推行使一切“正常化”的穩定措施……於是，逃亡的逃亡，入獄的入獄，緘默的緘默，“早春”的痕跡被打掃得幹幹淨淨，捷克重回一潭死水，風聲鶴唳，草木噤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