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足以把卑汙之身裝飾成一棵閃閃發光的聖誕樹：刺刀被打製成勳章；血衫被裁成綬帶；殘暴被說成“快樂的英勇”；當炮灰被稱作“祖國的需要”……先是殺人，後是被殺——這被譽為“幸福的獻身”。“旗幟下的愚蠢激情，禮炮持續不斷的轟鳴，悼念隊伍淡而無味的英雄主義。”幾百萬日耳曼青年在交響樂、進行曲和夾道歡呼中被蒙上褐色製服——那一刹，多少心靈披覆上了肮髒的屍布，多少青春和熱忱就這樣廉價地、一文不名地典當給了“第三帝國”。正像伯爾描述的那樣，在德意誌，每天都上演著“感人”情景：一邊是慈祥的母親把槍放在滿臉憧憬的少年肩上：“把一切獻給元首！”一邊是陣亡通知書像打野食的黑鴉尖嘯著踅回：“他效忠了！”這是生命的凱歌還是喪鍾？
這個民族需要什麼樣的保衛？難道僅剩下廣場喇叭裏聲嘶力竭的那種“生死存亡”和“愛國主義”？難道隻有一個叫魯道夫的瘋子有權對此闡釋？遺憾的是，幾近全體的日耳曼人都沒有對這權力提出質疑。他們太篤信元首那斬釘截鐵、充滿真理氣質的嗓音了：我們——最神聖的雅利安人——為保衛這神聖——必須不顧一切地……就這樣一個以全體名義開頭的句式，讓幾乎所有的德國人都享受了一次史無前例的高潮*——餓極了的虛榮心得到了精心飼養。嚐過此*就像沾上毒癮一樣可怕，漸漸，他對那送白粉者有了依依不舍的眷戀和感恩，誰予以勸阻反被視若死敵。德意誌的災難正是從人民內心的自戀開始，從接受精神賄賂——受寵若驚的那一刻開始的。
據說希特勒曾夢想當藝術家，連其中學老師都讚之音樂和繪畫天賦。不幸的是，他愛上了“語言”這一行，從其開始“寫作”的那天起，德國的噩夢就上路了。《我的奮鬥》——猶如一匹癲癇的野獸在抽搐發作中的悶吼和喘息，它渾身騷熱，毛孔散發毒素，渴望著踐踏和殺戮*……它竄蕩到哪裏，仇恨就流布到哪裏，書裏麵的每一個字都變作螫針，被派出去殺人了。據史家統計，“我的奮鬥》：其每一個字，使一百二十五人喪生。每一頁，使四千七百人喪生。平均每一章，使一百二十萬人喪生……”（諾曼·卡曾斯）
“最蠱惑人心的和最機靈的政府總是用我們表達人民的意誌，來掩飾自己把握人民意誌和培養這一意誌的企圖……使人民相信，政府正引導他們沿著最正確的道路走向幸福。”（高爾基《不合時宜的思想》）
德意誌正是被有毒的“民族”“國家”語餌喂瞎了雙目。其醒悟和懺悔差不多要等到喪失了一代人之後，那是以一記無聲的語言為標誌的——五十年後，在華沙，新任德國總理勃蘭特代表自己的民族朝六百萬猶太亡靈深深跪了下去……至此，人們似乎才真正意識到，那個不可一世的“第三帝國”徹底入棺了。但那座帝國留下的深重的語言遺產呢？卻像廢墟上的白色塑汙一樣，分解得極為緩慢，時至今日，在世界的許多角落，納粹畫像、徽章、軍歌、臂符、儀式……不仍充當著某種精神致幻劑嗎？這正是伯爾們擔憂的。
語言可以殺人，口號可以殺人，演講可以殺人，這在任何惡性政治流觴的歲月都能找到依據。大字報即屬此類典範。在30年代的蘇聯，隻需稍稍提示一個詞：“托洛茨基分子”，立馬便有人頭叩地。絡繹相繼的還有“布哈林集團”、“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集團”、“圖哈切夫斯基集團”……這些見血封喉的毒矢究竟射殺了多少無辜？它們是怎麼被造出來的？莫非情勢真嚴重到了某種程度而逼現實必須如此發言嗎？還是伯爾，他在《法蘭克福講座》中道破天機：“一般說來，奪權和保權的詞彙，自以為是的詞彙，不是形成於對手之身，而是預先在對付敵人的想象中便形成了。”說到底，是政治需要這些詞時，它們才開始脫繭而出的，剩下的便是機靈的走卒們——教唆更多的民眾高舉這些砍刀一樣的詞（猶如暴動前臨時發放長矛），到人群中去把“對應物”一一拎出來……
語言的犯罪導致行為的犯罪，這在俄國早就不奇怪了。高爾基記得很清楚，1917年，“水兵熱烈茲尼亞科夫將他的領袖們的講話換成一個普通群眾的憨厚語言。他說：‘為了俄國人民的幸福，可以殺死一百萬人’！”（高爾基《不合時宜的思想》）一百萬！什麼樣的“幸福”配得上這個數？它的飯量實在驚人！“人民幸福”，竟成了羅馬神話裏那個需活人獻牲的食神——“專吃自己的孩子”！
俄國水兵熱烈茲尼亞科夫和千千萬萬德國人一樣——由於喪失了自己的語言，不得不沉醉於別人傳授的語言——愈陷愈深並最終給這種日益缺氧的語境所窒息。這類語境從來就不適於“居住”，隻適於“鬥爭”及一切自殺行為。
他們曾被許諾給一種偉大的生活，可那偉大卻無情地欺騙並嘲笑了他們。
（1999年）
殺人的世界觀和方法論——讀陀思妥耶夫斯基《罪與罰》
殺人者置疑
1865年9月，作者在給《俄國導報》主編卡特科夫的信中，這樣解釋創作中的小說《罪與罰》：“這是一次犯罪心理學報告。一大學生被校方開除，生活極度貧困，他拿定主意要殺死一個放債的老太婆，搶走她的錢，然後一輩子做好人，堅定履行他對社會的人道義務……但殺人後，一種與人類隔離的感情使其萬分痛苦，上帝的真理、人間的法則起了作用，於是去自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