裏厄醫生，一個率先開始保衛生命、保衛城市、保衛尊嚴的平凡人，一個有著強烈公共職責和義務感的人道主義者。他不僅醫術高超，也是這座城市裏對一切事物感覺最正常和最清醒的人。他臨危不懼，始終按照自己的信仰和原則來行事——惟有這樣的人才真正配作“醫生”。坦率地講，他本人對取得這場戰鬥的勝利一點也沒把握，但其全部力量都在於：他知道一個人必須選擇承擔，才是有尊嚴和有價值的（承擔有多大，其價值就有多大）！他知道為了生活必須戰鬥，必須為不死的精神而戰——即使在最親密的戰友塔魯倒下時，他也毫不懷疑和動搖。這信仰是生命的天賜，是地中海的波濤和陽光、是相濡以沫的母親和深情的妻子用愛教會他的。他不膜拜上帝，相信天地間唯一的救贖就是自救！正是這峰巒般高聳的理念支撐著奧蘭搖搖欲墜的天幕，並最終挽救了它。
良知、責任、理性、果決、正常的感覺、尊嚴意識——正是這些優美的元素雕塑了一群叫“裏厄”的頭顱。正是醫生、職員、小記者這些默默無聞的小人物（而不是什麼市長、議員、警察等國家機器人）——以自己結實的生命份量、以情義豐饒的血肉之軀築就了奧蘭的精神城牆。
故事最後，是裏厄收到妻子去世電報的情景（而全書開頭，是丈夫送病重的她去火車站）。讀它的那一刻，一股冰冷的潮濕貫通我的脊椎，仿佛又看到醫生那蒼白瘦削的微笑——這淒憊的笑容幾乎每天都寫在那張臉上。
母親幾乎是奔著給他送來一份電報……當她回到屋內時，兒子手中已拿著一份打開的紙。她看了他一眼，而他卻固執地凝視著窗外正在港口上演的燦爛的早晨。
老太太叫了一聲：“貝爾納”（醫生名字）
醫生心不在焉地看了看她。老太太問：“電報上說什麼？”
醫生承認：“就是那件事……八天前。”
老太太把頭轉向窗戶。醫生沉默無言。接著他勸母親不要哭。
內心裏，我低低地向那個沉默的男人致敬。加繆說過：“男人的氣概並不在於言辭，而體現於沉默中。”裏厄，正是加繆心目中的男人。山峰般的男人。
閱讀這部保衛生命的故事過程中，我腦子裏不時矗立起兩座紀念碑式的聲音，仿佛從遙遠的神祗山頂上飄來——
“人可以被毀滅，但不能被打敗！”（海明威）
“我拒絕人類的末日。因為人類有尊嚴！”（福克納）
它們仿佛在為裏厄的戰鬥作著畫外音式的現場解說。一刻不停地詮釋著、聲援著、鼓勵著、溫暖著……我深深明白，這是女媧補天、誇父追日的飛翔的聲音，是普羅米修司的燃燒和西西弗斯推動滾石的聲音。正是這聲音，捍衛著人類最後的一線生機、希望與榮譽。
災難本應成為人類最好的課本。不幸的是，大劫之後，人們往往隻顧得慶幸，隻忙著慶功，隻盼著傷疤早日完消，卻將皮開肉綻的痛給忘淨了。這也是讓裏厄憂心忡忡的那種情景——
“他們如醉如癡，忘了身邊還有世界存在，忘了那些從同一列火車上下來而沒有找到親人的人……”黃昏的街頭，幸存者盡情狂歡，“鍾聲、禮炮、音樂和震耳欲聾的叫喊……當然，亦有一些看起來確實神色安詳的漫步者。實際上，他們中的大部分人是在自己曾受苦的地方進行著一種微妙的朝聖。他們不顧明顯的事實，不慌不忙地否認我們曾在這樣的荒謬世界中生活過，否認我們經曆過這種明確無誤的野蠻，否認我們聞到過這種使所有活人都目瞪口呆的死人氣味，最後，他們也否認我們都曾經被瘟神嚇得魂飛魄散。”
這與魯迅所說的“久受壓製的人們，被壓製時隻能忍苦，幸而解放了便隻知道作樂”有何二致？
其實，關於“鼠疫”是否真的已經消逝，小說在尾聲已作了預言——
“裏厄傾聽著城中震天的歡呼，心裏卻在沉思：威脅歡樂的東西始終存在……鼠疫杆菌永遠不死不滅，它能沉睡在房間、地窖、皮箱、手帕和廢紙堆中耐心地潛伏，也許有朝一日，瘟神會再次發動它的鼠群，選擇某一座幸福的城市作為葬身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