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變是袁世凱的傑作。在袁世凱如約逼清帝退位之後，南京的革命黨人也如約把臨時大總統讓了出來。可屁股尚未離開總統椅子的孫中山還有點放心不下，不僅急火火地炮製了一個“臨時約法”，而且還想出了一個定都南京的辦法來約束這個世之梟雄。為了讓生米變成熟飯，他派出了以蔡元培為首的使團前來迎請袁世凱南下就職。袁世凱當然不肯就範，離開自家的老巢到革命黨的勢力範圍去，但又不想公開說不，於是他麾下的大兵就演出了這麼一出戲。不過，雖然軍人以服從為天職，北洋軍更是向以昔日的袁宮保、今天的袁大總統馬首是瞻，但這種縱兵在大街上搶劫的事，還就是外號曹三傻子的曹錕才肯幹(曹錕能從保定街頭一個什麼也不是的布販子，混成堂堂師長，靠的就是這股絕對服從的傻勁)。從此以後，曹錕的第三師以堂堂嫡係國軍之身長時間背上了惡名，直到他的後任吳佩孚接手之後，花了很大力氣才得以洗刷，當然這已經是後話了。北京兵變搶了上千家的店鋪，更把南方的使團嚇得半死(使團住的地方，槍聲尤其密)，一個個倉皇從窗戶跳出，在牆根底下蹲了半宿。兵變的政治效應立竿見影，老袁有了不走的借口：北方不穩。受了驚嚇的南方使團也領教了北洋軍的厲害，隻好作罷。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人對袁世凱最後的一點約束，就這樣被消解得幹幹淨淨。
不消說，袁世凱是中國近代曆史上最大的人物之一，誰來寫曆史，都繞不過他去。不過，他也是近代曆史上挨罵挨得最多的統治者；同為挨罵的主兒，西太後至少清朝的遺老遺少不會罵，蔣介石至少國民黨人不會罵，隻有他袁世凱，清朝的遺老遺少罵，孫中山和身後的國民黨罵，康梁黨人罵，共產黨自然也罵，甚至連他遺下的軍閥子孫想要表白自己的時候都罵。海峽兩岸的“正史”對曆史的表述常常是紅白各異，隻有到了老袁的鼻子那裏是統一的，都是白的。雖然，近來對袁世凱的評價逐漸客觀起來，說好話的人也有了。不過，在我看來，老袁的鼻子白，別人塗的成分居多，可跟他自己沒把事情做好也不無關係，換言之，主要是因為他沒有成功。沒有成功不是他沒有做成皇帝，而是他作為中國現代轉型的中心人物，沒有完成或者推進這個轉型。雖然客觀地說，從清末到民初，袁世凱為中國的製度轉型做了不少事情，從軍事改革到教育和行政改革，著力不少，史跡猶在，可是偏偏在轉型的關鍵環節，卻沒有做好，身敗名裂自家也難辭其咎。從某種程度上講，剛剛提到的北京兵變裏，就有他失敗的因素，那就是，以不正當的方式玩軍人幹政的遊戲。
北京兵變與袁世凱（2）
以馬上得天下，在政治製度轉換時期，本是常有的事情，中國如是，西方也如是。英國的克倫威爾、美國的華盛頓，都有武夫的麵目，均以武力打出一塊天地。袁世凱憑軍人力量起家，以當時情勢論，非如此也難以服人，多舞弄幾下東洋刀，原也無可厚非；在清廷和革命黨之間玩搶帽子遊戲，讓北洋諸將打打停停，一會兒通電誓死捍衛君主立憲，一會兒嚷著堅決擁護共和體製，已經是在借軍人玩權術，但還可以勉強算是奪權之際的戰術變通。可是到了大總統已經到手的時候，不想南下就位，不肯明言，卻玩兵變的損招，說明袁世凱不僅不是當時國人所稱許的中國第一華盛頓和世界第二華盛頓，連傳統王朝的開國之君都不及，反而像是東漢末年和五代十國時期的軍閥。
對於國家體製而言，軍人從來都是雙刃劍，成事亦可，敗事更易，現代的民主國家如此，古代的帝製中國也如此。所以，人們往往采用各種製度性的防範機製，最大限度地遏製軍事力量在政治體製上的作用，盡可能減少或者壓製軍人在政壇上的發言權。西方現代製度是文官治軍、軍人中立、軍人不幹政原則，而古代中國的製度安排，用西漢的一位高陽酒徒的話來說，就是以馬上得天下，不能以馬上治之，所謂提倡文治，以文製武，建構禮製框架。在禮製框架中，武人的地位往往被邊緣化。幾乎每個傳統王朝的皇帝都知道，盡管政權沒有武人不行，但對王朝最致命的威脅，恰也來自於自己麾下的這些赳赳武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