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靜更大，不僅在軍隊上做文章，而且把文章做到割據地方的老百姓頭上的，也有幾位，比如山西的閻錫山，這個日本士官學校的畢業生，把日本軍國主義的社會組織，搬到了山西農村，將山西農村重新編村，整個組織起來，一套是村、閭、鄰的行政網絡，一套是各種社會組織像“息訟會”、“監察會”等。村閭長都是省裏登記在案的官員，由政府發給補貼，對所轄村民握有生殺予奪之權，閻錫山管他們叫“村幹部”（這大概是“幹部”這個日本詞的首次引進，對於從前政權不下鄉的農村來說，這個變化實在是太大了，用當時山西老百姓的話說，就是“滅門知縣安到老百姓的炕頭上來了”）。村幹部和社會組織首領，將所有管理工作分解成一個個項目，定期檢查，每個農民都要接受檢查。有思想或行為不端者，馬上進行思想教育，教育不好，則送到縣上的“莠民工廠”去勞動改造。武力監督執行這些措施的，則是由現役軍人派回農村組織的保衛團。凡農村的成年男子，都要加入保衛團，保衛團既是正規軍的預備隊，同時也是農村的警察，村幹部要動武的時候，靠的就是保衛團。廣西的李宗仁和白崇禧也有類似的表現，隻是他們吸取了在山東鄒平搞鄉村建設的梁漱溟的某些做法，農村組織化實行政、學、軍三位一體化：縣、鄉、村三級，既是三級行政組織，也是三級國民學校體製，又是三級民團，每級的行政首腦，也兼任民團和國民學校的校長，在改革的同時，實現幹部年輕化、知識化。
現在我們該知道了，在“五四”以後的二三十年代，軍閥們還真是做了不少事情，而這些事情對後來的政治以及政治文化一樣具有影響。宗教式的團體凝聚和控製，後來有過；農村的行政化和社會化組織控製，後來有過，甚至連“村幹部”這個名詞，還在叫著；個人迷信和崇拜，後來也有過，連像章我們都佩戴過，每人還不止一個（古代的皇帝也搞個人崇拜，但人家想不出像章的高招）。
思想家和知識界創造著曆史，而軍閥、土匪、馬賊、幫會龍頭、兵痞以及各色鄉村能人也在創造曆史。在一個處於動蕩的前現代國家裏，後者的能量從來就不比前者小，影響更不比前者小，恰是因為動蕩和變化，使得這些人格外地活躍。可惜的是，我們的曆史學家卻很少注意過這一點。中國政治的資源，其來源其實不盡是西方的，日本二道倒的，俄國二道倒的，還有本土的，本土的也不盡來源於典籍和先賢，還有不少其實真有點下三爛。
曆史就是這樣，養料吃下去可能會吐，但不耽誤把垃圾當點心吃。
張氏父子頭上的光環（1）
在國共兩黨的曆史敘事中，北洋軍閥都是白鼻子的角色，不僅挨批，還要挨罵。而北洋軍閥中，某些角色由於出身和表現的緣故，在一般人看來，印象則格外地差，奉係軍閥張作霖張學良父子便是其中的一對。
當年土匪出身的軍閥不少，但最出名的兩個，一南一北，南有幹帥（廣西軍閥陸榮廷，字幹卿），北有雨帥（東北軍閥張作霖，字雨亭），相比較起來，陸榮廷曇花一現，很早就從政治舞台上消失，而張氏父子，則縱橫天下幾十年，1924年以後還當了北京政府將近四年的家，身材瘦小、其貌不揚的張作霖，最後還做了一回安國軍軍政府的大元帥，按他的愛將吳俊升吳大舌頭的話來說，也算是當了一回皇帝。
不過，在當年，張作霖這個胡帥，口碑卻不怎麼樣。同樣是動靜大的軍閥軍隊，直係的吳佩孚、馮玉祥的兵，甚至段祺瑞的西北邊防軍，在老百姓眼裏的印象，都比奉軍好，道理非常簡單，奉軍的紀律差，軍隊裏收編的土匪痞棍多，走到哪裏，都免不了雞飛狗跳。這種狀況一直到張作霖被日本人炸死，輪到張學良當家，也沒有多少好轉。著名的“三不知”將軍張宗昌，就是奉係的大將，在他統治山東期間，發的軍用票不計其數，收編的土匪也不計其數，他和部下糟蹋過的女人，也不計其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