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會期間，政協委員張茵提了三個提案：一個是勞動密集型企業應取消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二是降低富人的稅負，把月薪10萬元以上的最高累進稅率45%減至30%；三是鼓勵企業進口先進高效的節能環保設備，給予5年至7年的免征進口關稅和增值稅的過渡期限。張茵的公司是個勞動密集型企業，她本人就是個富人，她的企業也是個容易造成嚴重汙染的造紙企業。她提出的三個議案，給人以“關心自己比關心別人重要”和“利用政協會議的平台為自己說話”的印象，因此受到了很多人的批評。在會議教育界別的小組討論會上，一位女委員對張茵的提案提出了異議：“政協委員應該有一個定位，你既然處在這個平台上，你的話語就不能隻代表你所處的利益集團。”在網絡上，張茵也遭到網友的痛批，甚至是謾罵，總的說來就是譴責她太自私，還有人以她漠視慈善事業作為佐證，指責她不配作為百姓利益的代言人。
不管張茵的提案是否是正確的，她提案的權利是應該捍衛的。張茵不過是個企業的代表。她所提出的議案，並不完全是個人的意見，而是代表了一個群體，絕不能說她信口雌黃。政協委員也好，人大代表也好，能夠把自己和自己身邊的意見反映出來，就已經不錯了。要求他們像國家領導人那樣高瞻遠矚、替所有人的利益鼓與呼，既不合理也不現實。站在自己角度發言的政協委員和人大代表，難道隻有張茵自己嗎？看看那些關於房價的議論，不也有很多房地產商的代言人嗎？有些人所說的話，實際上就是在替房地產商促銷，為什麼沒人口誅筆伐？原因很簡單，就是因為人家說得冠冕堂皇，不像張茵那樣直截了當，也不像張茵那樣本人就是個企業家。其實，人大代表、政協委員也不是聖人，站在自己利益的角度發表一些看法，沒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由於人們分屬於不同的群體，說出自己的心裏話，實際上就代表了群體的呼聲。為了維護自己利益而呼籲的人多了，就相當於代表不同群體利益的人多了，隻要大家都把與自己利益有關的事情拿到“兩會”去討論，最後綜合出政策性的意見，不就是人民當家作主嗎？
人大是一個決策機關，政協是參政議政的機關，應該允許暢所欲言。忌諱的不應該是從自己的角度維護群體利益，而是在“代表廣大人民群眾利益”的旗幟下萬馬齊喑。站在自己的角度說話，可能有失偏頗，看起來也不那麼高尚，但隻要她說的是實話，隻要她是為了把國家的事情辦得更好，她就是一個稱職的委員或代表。相反，如果她隨幫唱影、人雲亦雲，隻說那些讚美的話、擁護的話，還有類似於“堅決貫徹執行”的話，難道就一定是“定位準確”和“代表廣大人民群眾利益”了嗎？我看未必！同樣作為政協委員，對張茵的提案提出異議，自然是無可厚非的事情。但是，如果不是針對問題提出自己的意見，隻是上綱上線地批評張茵，說什麼“定位”、“平台”，並反對她代表自己所處的“利益集團”，未免有唱高調兒的嫌疑，而且顯得有些霸道，對調動政協委員參政議政的熱情是沒什麼好處的。無論是政協委員還是人大代表，站在全局的高度考慮問題固然是應該提倡的，但卻是很難做到，要求每個委員或代表都達到這樣高的標準也是不現實的。一個農民工代表，隻要他能反映出農民工利益的真實要求就行了。如果要求他像國家主席那樣放眼世界，可能嗎？
我國實行的人民代表大會製度和多黨合作協商的製度，就是為了把各行各業、各黨各派、各種人民群體的利益要求和政治見解都反映出來，而不是要求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各個都是政治精英或治國的良醫。人民代表大會製度和多黨合作協商的製度，屬於中國特色的政治民主製度，體現了民主集中製的原則，也體現了我們黨的群眾路線，把方方麵麵的意見反映上來，再進行深入地討論和研究，形成比較集中的意見，然後再轉化為國家的政策。在這方麵，我們做得還很不夠。像張茵那樣提出關乎自己企業或群體利益的議案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假如沒有代表各種利益集團的意見，也就削弱了民主的過程，集中也就失去了基礎，甚至變為緣木求魚。從這個意義上說，代表或者委員們的提案代表了自己所處的利益集團，有什麼可以說三道四的呢？提出自己的意見，隻是反映出部分人的心聲，未必就一定能轉化為國家政策，但卻可以為完善國家政策提供參考，從而使政策更具有科學性，使國家政策更能代表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有政協委員批評張茵，從另一個側麵反映出我們是怎樣地不習慣講真話、講實話，反倒喜歡裝腔作勢和假大空的套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