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為解放戰爭做出決定性奉獻也付出最沉重犧牲的沂蒙山根據地，是特別充滿激情的一年。國民黨軍隊已被打到長江以南，再也沒有敵人或還鄉團來侵擾我們的家鄉。大批參了軍的人都南下了，去奪取全國勝利。在地方工作的人也一批又一批北上南下，向北去即將成為我們省會的濟南，去即將成為我們首都的北平，向南去那些剛剛解放的地方，南京、上海、浙江、福建、廣東、海南島、大西南，去擔負各種職業或領導工作的幹部。然而，對於那些要與親人分別以及親人已經為革命犧牲的千萬個普通沂蒙家庭而言，他（她）們今後日子裏所要承擔的一切重負，以及麵對個人和家庭命運轉折所要進行的一切抉擇，那卻是一個極其複雜的時刻。
我父親苗得雨就是那一年離開家鄉的。我爺爺則更早，抗日戰爭中的1939年，就離家參加抗日隊伍走了。1949那一年，我父親走了以後，家裏就剩下四個女人：老奶奶、奶奶、兩個比父親年齡更小的姑姑。父親離家後的一些情景，以及之後她們經受的種種生活辛酸和命運磨難，都是近些年從我二姑苗得榮退休後寫的文章以及信件中看到的。
在我父親調往報社走的那一天，二姑在文章裏這樣寫：
我哥哥是1949年夏走的，記得走的那天，正是打高粱葉子的時候。全家人都哭成了淚人。奶奶就帶著母親、姐姐和我，祖孫三代四個女人去村西約五裏的大橋一塊高粱地裏打秫秸葉，曬幹了好喂牛。地南端靠水，岸上有我家的兩棵高大粗壯的柳樹，枝葉茂盛。奶奶和母親無心幹活，幹一陣，哭一陣，在地頭上躺一陣，誰也不說話，誰也沒有笑容，如同掉了心肝一般。看看天晌了，拖著疲憊的身子來家，誰也不吃不喝，一家四口一個勁哭，失魂落魄地多少日子也緩不過神來。那時候的人不像現在，莊戶人盼的是有地、有牛，老婆孩子熱炕頭，對脫產外出不感興趣，有的人當兵得動員，哪像現在爭先恐後……
在二姑給父親的一封信中，又是如此描述了那一年的情景：
哥哥你知道你走的那年，是春末夏初吧，可能你是17歲，出去開了一次什麼會，回來時從北嶺那條路來的，我在那路邊擼“家雀子頭”，是一種草種子。從那以後莊裏的幹部非得動員你出去不可。奶奶經過多次動員以後，也是不情願地讓你走了，全家人都哭成了淚人，天天哭……思想上的壓力，生活的艱難就不用說了。下雨了，刮風了，屋草刮了，地衝了，牆倒了，水直往屋裏灌，我們就不住地往外舀。奶奶病重躺在床上，奶奶的父母去世，那是大年初一，天下著雪，母親代奶奶去北官莊哭喪。那些莊稼活，雖說是由莊裏代耕、種、收，可是落二撇三，還得管飯。母親都是用煎餅筐子送飯，你想想什麼時候就得起來推好（磨），攤一大摞煎餅，送到地裏，我和姐姐是監工，那有什麼用，咱家一割麥子，拾麥穗的人全擁到咱地裏，又不好意思說，可是人家好意思拾，當時紀律還好點，還沒有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