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夜，他翻來覆去，怎麼也無法入睡。
幾天之後，當傅聰在倫敦伊麗莎白音樂廳舉行獨奏音樂會時，吳祖強帶領中國藝術教育代表團出席。為了表達對祖國親人的謝意，傅聰在獨奏會即將結束時候，加演了他最喜愛彈的《牧童短笛》。這是賀綠汀在1934年寫的名作，它描寫了牧童在牛背悠閑地吹笛，漫遊於中國南方水鄉。傅聰加演這首曲子，用他的鋼琴語言，抒發了他的鄉思。敏感的外國記者馬上發覺音樂會上的異常氣氛，把它作為重要新聞加以報道。
這是一顆信號彈。
吳祖強要傅聰給鄧小平寫一封信--這是當時他要回到中國大陸必須辦的手續。傅聰考慮再三，給鄧小平副總理寫了一封信，在信中他表示很想回來看看他唯一的親人弟弟;如果現在國家需要他的話，他願為國家作些事情。1978年12月28日，鄧小平在傅聰的信上寫下批示:“傅回國探親或回國工作都可以同意，由文化部辦理。”
他終於得到諒解。他終於回來了!
那是在1979年4月，傅雷的沉冤得到昭雪，上海市文化藝術工作者聯合會為他舉行追悼會。傅聰決定回國。(圖36)
爸爸，媽媽，你們的兒子回來了!站在父母的遺像前，傅聰感慨萬千!值得慶幸的是，祖國大陸陽光明媚，那陰霾的日子已經過去。傅雷的骨灰盒，當年為了避免麻煩，寫了他的原名--傅怒安。如今，堂堂正正地寫著“傅雷”兩字，安放在上海革命烈士公墓。啊，總算大難已過!傅聰見到闊別多年的親友，訴不盡的離別之苦，說不盡的重逢之喜。此情此景，恰似唐朝詩人李益在詩中的描繪:“十年離亂後，長大一相逢，問姓驚初見，稱名憶舊容。……”
這次回來，傅聰在中國住了十天。在上海的時候，他住在天舅舅家裏。這十天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十天，也是最痛苦的十天。這十天裏，傅聰的眼裏一直噙著淚水!縱然外國文明進步、科技發達，但人情淡薄。他在故鄉重享親人、朋友的溫暖，他為那些如饑似渴、求知欲強烈的學生講課，他感到幸福。他痛悼故去的雙親，聽到朋友們悲慘的遭遇，看到國家這些年遭受的災難，他心中悲痛。
從祖國回到英國，朋友們都說傅聰像換了一個人。他平靜了，二十年心神不安的遊子生活已成為過去，他又回到了祖國的懷抱。從那以後，傅聰差不多年年回來一次，他講學、演奏，盡了一切力量，為祖國做一點有益的工作。如今，他已經回來七次了。每次回來，傅聰都深深地體會到祖國對他的慈母心腸。
這幾年以來，有兩件事，最使傅聰感動。
一件事是《傅雷家書》的公開發行。這些年來，傅聰一直把父親寫給他的近200封信，當作最珍貴的遺產。這批信件由他保存在國外，在大抄家中幸免於難。1966年傅雷去世之後，歐洲幾家雜誌社要求傅聰發表這批信，有個出版社多次向他表示願出高價，他都拒絕了。
因為傅聰覺得這些家書有永恒的價值，是一個很特殊的中國知識分子典型的見證。他不願它成為國外任何一種政治勢力利用的工具。1979年傅敏去英國學習，整理了傅聰保存的家書，回國時帶了回來。《傅雷家書》終於問世了。《傅雷家書》在青年中激起強烈的反響。
傅聰一回國，許多素不相識的年輕人拿著《傅雷家書》，要他簽名，有一個青年在旅館外等了三四個小時，見到傅聰外出，趕緊上前要他簽字。還有的青年寫信給傅聰，談自己讀後的感受，討論修養、道德方麵的問題……
另一件事是中央音樂學院聘請傅聰為鋼琴係兼職教授。那是在1982年12月16日，中央音樂學院在該院小禮堂舉行了儀式，吳祖強院長把兼職教授證書和一枚鮮紅的校徽授給傅聰。
吳祖強在講話中，稱傅聰為“同誌”。這對於聽慣“傅聰先生”、“Mr.FouTsong”而又蒙受過曆史的誤會的傅聰來說，倍覺親切。吳祖強剛剛說了第一句話:“首先我要對傅聰同誌四年來第五次應邀返回祖國進行演出和教學活動表示誠摯的歡迎……”台下立即響起極其熱烈的掌聲。
傅聰非常激動，發表了即席講話:
“我非常希望有一天能把'兼職'兩個字拿掉。……我在國外也一直這麼說的:'我是新中國的兒子。'我一直沒有忘掉從前，是國家送我出去的。我想在過去像我父母那樣的家庭背景，解放以前我家的經濟環境，不一定有這樣的機會。我永遠也沒有忘記這些。我這幾年做的工作非常有限。……音樂工作是很神聖的事業。我覺得把音樂當職業都不應該。我從來沒有把音樂當成'飯碗'或者出風頭搞名位的'工具'。”
這兩件事，使傅聰感動，也使他心情舒暢。這是祖國給予他的溫暖。傅聰回來，有的服務員在他的餐桌上放了“英籍鋼琴家傅聰”的牌子，他立即把“英籍”兩字塗掉。他說，我不是“外賓”，我是中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