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中國最困難的年月，為了支援農業，我繼父從信陽鐵路工委書記調任蘭考縣委副書記，1962年，母親從信陽鐵路公社副社長的位上離開，為了與丈夫同甘共苦，也到了蘭考;1962年10月，我去蘭考看望母親，不久，焦裕祿調來蘭考，與我家做了鄰居;1963年冬，我再次來蘭考，便與老焦有了多次交談，逐漸熟悉起來，這年春節前，他回山東老家看望母親，我送他們全家出了蘭考縣委的大門，沒想到這竟是我與焦裕祿的最後一次見麵!
1964年5月14日，焦裕祿永遠地離開了他熱愛的蘭考。母親因為這位真正共產黨人的離去，精神受到了大的刺激，住進了開封醫院。我來探望母親，她含淚向我講了老焦動人的事跡。我向長影黨委寫信，要求在這裏生活，寫焦裕祿的電影劇本，但當時未得到批準;回到長影後，多次向同誌們講焦裕祿的事跡;1965年2月，終於得到長影黨委的批準，讓我來蘭考生活，組織電影劇本《焦裕祿》的三結合創作組;焦裕祿去世後，蘭考由縣委副書記、縣長張欽禮主持工作，我和張欽禮在一起下鄉挖過台田，多次和他交心談話，半年之後，地委派周化民來蘭考任縣委書記，接焦裕祿的班，成為焦裕祿身後的第一位繼任者;1965年8月，根據地委安排，我們創作組全體成員參加了蘭考的“四清”運動，我和周化民在蘭考城關公社胡集村蹲點。4個月後，新華通訊社記者來蘭考，寫出了著名的大通訊《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震動了全國;這之後，我便調出工作隊，參加了由文化部領導的電影《焦裕祿》創作組。1966年2月，我有感於多年來對焦裕祿的感情，完成了長詩《焦裕祿之歌》。這年3月，我們全體創作人員正深入生活構思劇本時，接到上級令，回到北京，按著《林彪委托江青在部隊文藝座談會紀要》精神總結，劇本令人痛心地夭折了!而後不久，創作組的人員回各單位參加“文化大革命”，蘭考在這種背景下，發生了誰也想不到的悲劇!
我的命運便自然地與蘭考不可分開。我關注著蘭考，關注著蘭考百姓，關注著我相識的同誌的命運，這是與我命運相連的命運。
1966年3月，蘭考“四清”工作隊支部通過了我加入中國共產黨的申請，實現了我從少年參加革命時的願望。
我的入黨誌願書上報“四清”分團黨委後，黨委討論批準了。我本來想回到長影，我的組織關係會立即轉到長影的;沒有想到由於蘭考提前開始的“文化大革命”，“四清”分團的檔案在動亂中失去，我便沒有成為共產黨員。
1967年，我回到蘭考，看望我關心的朋友們。沒有想到，這次到蘭考來，卻給我帶來了災難;我在開封和蘭考的言論被轉到了我所在的長影，成了這場悲劇的導火索，我開始被掌權的造反派關起來，於是有了近5年的審查。
1978年，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我得到徹底平反，組織退回了我交代的材料，共有約60萬字，而《我和蘭考的交代》就有近20萬字。
1980年，我由蘭考縣委和開封地委借調到蘭考來，本著中央實事求是的精神，糾正在宣傳焦裕祿中的一些失實問題。我在蘭考生活了3個月，對蘭考的曆史有了進一步的了解。更令人高興的是蘭考發生了巨變，蘭考百姓把多年的討飯棍扔掉了。不少老同誌都希望我把蘭考的這段曆史寫出來，我便決定寫一部長篇紀實。作為蘭考曆史的見證人，我有責任完成老同誌們的願望。
這之後，我每年都去蘭考，而這種呼聲卻越來越強烈。
經過幾年的努力，我終於在2000年完成了全書。
我把書打印出來，發給所有知情的老同誌，聽取意見。然而，這部書卻一直沒有找到合適的出版社。而一些當事人卻因年齡和身體狀態，要求出版的希望更加迫切起來。
沒有想到，2006年6月，我書中所寫的主要人物之一，焦裕祿身後的繼任者周化民沒有見到這部書的出版，便永遠離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