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輯 附：
把曆史本來麵目寫在紙上
——答《深圳商報》特約記者湯萬君、魏甫華先生
問：袁老師，從您的簡曆看，您的大學和研究生學的都是經濟學，但是為什麼您後來的研究卻轉向了史學研究和哲學研究？
袁：環境和性格決定命運。1950年，高中畢業，少年多夢。國民黨的專製、腐敗統治推翻了；國家、政府、共產黨在我心目中渾然一體；熱盼為祖國富強出力，順理成章選擇讀經濟，於是，進了中山大學經濟係。1957年從複旦大學研究生班畢業，反右派、人民公社化、“大躍進”，加上“拔白旗，插紅旗”、批判“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接連不斷；餓死人了，還要說：“東風壓倒西風”，“敵人一天天爛下去，我們一天天好起來”，隻能跟著上麵的調子宣講，不準越雷池半步；而且最基本的經濟數據都成了機密，客觀的學術研究成了不可能的奢望。可是，長期養成的對任何事物都要獨立思考的個性，絕對無法容忍人雲亦雲的安排。環境與性格無法協調。於是，我就轉向曆史研究了。後來的遭遇證明，其實史學領域自由空間也很窄。順便說說，盡管我在哲學係工作，但沒有做過純哲學研究。
曆史在哪裏扭曲，就要在哪裏突破
問：可能大家對您印象最深的第一本著作就是《晚清大變局中的思潮和人物》，這本書影響很大。對我們有強烈震撼的是，您首先從史料和方法論的角度，對我們以往曆史認識的顛覆。
袁：這部拙作的遭遇，也從一個側麵記錄了社會文化的變遷。書在1991年就寫完了，到處尋找出版社，一再碰壁。深圳畢竟是特區，思想開放一些，海天出版社順利放行。十多年來，讀者通過各種方式表達他們的理解和支持，使我深受感動。但另一方麵，風風雨雨，故事不少。沒有想到今年形勢大變，有的文章發表後，各地報刊紛紛轉載；甚至有些多年前的文章，也被編輯挖出來重新發表。這部書增訂新版易名為：《帝國落日?晚清大變局》，改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近日就要上市了。在這部書中，我追尋從中世紀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化的視角，重新審視近代中國的曆史進程；基本的信念是“講真話，講自己的話”；必然的選擇是用史料說話。不是我有多麼高明，而是人們對連篇累牘的假話和套話十分膩煩，有機會聽到真話，覺得新鮮、驚奇。
問：但實際上您的第一本著作是《中國現代哲學史稿》，在這本書裏，已經有了您對曆史史料進行分析的方法論框架。但是為什麼您隻寫了上卷就沒有再往下寫了呢？
袁：《中國現代哲學史稿》在方法論上有幾個特點：（1）把1840年至1949年的思想文化變遷看做是一個整體，不強分為近代、現代。（2）以是否“有助於中國的民主、獨立、富強和社會進步”作為判斷一切理論是非的標準。（3）改變哲學史就是闡釋哲學家個人的理論的傳統，從思潮變遷的角度去論述。（4）嚴格區分曆史人物思想發展的階段性。（5）申明“我隻把我看到的曆史本來麵目寫在紙上”。在20世紀80 年代初的中國大陸，堅持這些當然是有感而發。我後來的研究在方法論上是與之一脈相承的。
《中國現代哲學史稿》（上卷）66萬字，從19世紀60年代寫到1927年，1985年交給出版社後（1987年才印出），按理應該接著往下寫，可是，1927年至1949年間，那些不能不涉及的人物和思潮容許我自由評說嗎？命運注定我們這一代冀圖說點自己的話的人，隻能在縫隙中尋求話語空間！避之為上，隻好掉頭寫晚清。
問：民族國家的曆史與命運，可以說一直糾纏著您的整個思考，或者說，是現實而不是學術，首先決定了您那一輩學者的思想底色。
袁：我同意這樣的觀點：在某種意義上，一切曆史都是現代史、思想史。我們那一代其實分化得很厲害。不管是無可奈何還是心甘情願，大都成了馴服工具。反抗這樣的命運的人很少。就我個人來說，九一八那一年出生，八年抗戰和三年內戰中長大成人；加上生活在不愁衣食的家庭，從小就養成買書、讀書的習慣；生活和書本催促我思考，關懷祖國命運是順理成章的。
問：讓我們回到您的具體研究上來。您的研究可以分為幾個階段，一個階段是對晚清曆史人物進行翻案，例如曾國藩、李鴻章等。我們經過剛才的曆史方法論的討論後再來思考您的具體研究個案。
袁：其實，我關注的不是為某一曆史人物翻案。曆史在哪裏扭曲，就要在哪裏突破。談曾國藩、李鴻章，不過是為敢於邁出改革、開放第一步的愛國者辯護。“外需和戎，內需變法”，同洋人打交道，不要在無關痛癢的小事上糾纏，爭取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改革和發展自己，這是曾、李等人在19世紀70年代提出的救國綱領。這些主張被漠視，不但是先驅者的不幸，更是中國的不幸。直至20世紀還在他們的頭上扣上“賣國”的屎盆，與曆史的真實相距太遠了。意識形態歪曲曆史。這樣的案不翻行嗎？洪秀全那一套主張和實踐，明明禍國殃民，卻說是革命英雄！一批外國傳教士為中國的文化教育的發展和推動中國改革殫精竭慮，卻被汙蔑為“帝國主義分子”！如此等等，能不說話嗎？可是，曆史問題隻能憑史料說話，不管多大的義憤都無濟於事，麵對不學有術的辯論對手更是如此。拙著特別注重史料的風格就是在這樣的特定的語境中形成的。
史家必須有“於無聲處聽驚雷”的本領
問：什麼是民族？安德森就寫了一本《想象的共同體》來回答這個問題。對於民族主義就更複雜了，斯尼德對民族主義的定義就寫了208頁。您一方麵對民族國家有非常大的認同，但同時對建構民族國家的民族主義思潮存有深刻的警惕，因為民族主義並非鐵板一塊，而是具有不同的麵相，尤其是在不同的運用者手中。
袁：西方近五百年的曆史與民族國家的建構大體是同步的。近代中國的起點卻是統一的大帝國被宰割和欺淩。這個差異使“民族”在中國語境中含義非常複雜。我想有幾個要點是不能忽視的：
1.?中國的概念先於中華民族的概念，直至辛亥革命以後，包含多民族的中華民族這個概念才逐漸流行。而自漢唐至19世紀末，知識階層一直有個根深蒂固的共識：中國是天朝大國，是區分文明與野蠻的華夏文化的載體。“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排他意識，非常強烈。
2.?清末的民族問題主要包含兩個方麵：一是推翻滿族統治。在孫中山口中，滿族是“外國人”。即使不像孫中山那麼極端，心中把滿族視為異族的人，在知識階層中比比皆是。這是辛亥革命一呼百應的重要原因。二是“理藩”，即處理與邊疆地區少數民族的關係問題。
3.?人們往往自覺不自覺把漢族等同於中華民族。說“中華傳統文化”或“中國傳統文化”其實說的是漢族的傳統文化。
簡單地說，作為意識形態的“民族”，在近代中國具有強烈的自大、排他的特性。於是，對外成了拒絕接受人類現代文明共同成果的思想堡壘，而在內部則成了各民族和諧、平等相處的障礙。大清帝國以義和團的“刀槍不入”“扶清滅洋”的呐喊為19世紀的休止符，集中體現了民族主義在中國的黑暗麵。中國民族主義最輝煌的歲月，莫過於八年抗戰，前仆後繼，可歌可泣。可是，就是這樣的反對侵略、捍衛國家獨立的正義事業，也被蔣介石及其追隨者以“民族至上，國家至上”為借口，掩飾國民黨的專製統治，不但延誤了抗日戰爭的進程，也埋下了把中國人再次推向內戰血泊的根源。19、20世紀“非正常死亡”的中國人究竟有多少？最保守的估計也在一億以上，很可能高達兩億。這些死在災荒或戰火中的冤魂，說到底是我們的祖國頑強地以民族“傳統”或“特點”為盾牌，拒絕現代文明的犧牲品。以這些數以億計的冤魂為代價，21世紀的中國人應該清醒地告別民族主義。不是民族，而是有沒有自由、民主、法治製度才是現代公民應該關注的焦點。現代社會製度（包括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教育等等）才是國家長治久安的保證、各族人民凝聚力最可靠的基礎。離開製度現代化這個基本點去奢談“凝聚力”，奢談民族命運，隻能誤入歧途。世界任何民族，概莫能外！看看當今世界相砍相殺、血流成河的景象，當聽到那些政客們口中念念有詞的“民族”咒語的時候，各國人民都不妨冷靜想一想：他們究竟想幹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