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布雷重新點燃一支煙，猛地一口又一口地吸著。幾乎聽得到煙絲的"噝噝"燃燒聲。"中日兩國攜手"雲雲，無異於"日本人終究不能做我們的敵人"。他的心再次一陣顫抖。因為在目前形勢下講攜手日本，很可能被青年學生罵作漢奸，仿佛間，大學生愛國情緒高漲，湧進外交部長辦公室，將紅、藍墨水作武器，弄得外交部長王正廷下不了台的情景又將發生。想到這裏，陳布雷一陣心寒。但是，文章不能不寫下去，蔣先生期盼著大作早日見報呢!一想到蔣介石半側病榻而執著此文的急切之情，陳布雷便沒有了倦意，其文章的思路便豁然暢通:……論到日本對中國的關係，我們必須將其對俄對美(與對英)之錯綜關係連帶並論，蓋在一方麵，因為日本欲遂行其大陸政策，與獨霸太平洋的理想，打倒勁敵，混一東亞，所以引起俄美的嫉視;在另一方麵，日本當局所持以欺騙其國民者，謂如不取得滿蒙，無以解除日本國防安全之威脅，換言之，就是日本為對俄對美備戰，所以必須經略滿蒙……所以日本如欲對美對俄備戰，如不消弭側背方麵的顧慮，豈但沒有製勝的把握，直無開戰的可能……接著，"就控製中國(海上兵力)"問題，就"陸上兵力"問題，就中日兵力對比問題，一一展開分析，直到文章結論--解鈴還須係鈴人:本文之作既不是策士式縱橫的辯言，也不是專門家謹嚴的著述，在作者自信，並不夾雜有絲毫的偏見和成見，更沒有什麼忌諱，隻是平平實實的就兩國真正利害，也為東亞局勢與世界和平作打算，所指陳的，沒有如何精奧的理論，實是一種平凡的庸言，但世界上真理之所寄，往往就在這些平庸道理上麵。兩國政治家如果有博遠的胸襟和深切的識見，即應不顧一切的排除障礙，起而實現上段所說的途徑，以打開今日的僵局。但是這個責任，幾乎完全在日本方麵，因為問題的前半段姑且不論，後來一切解決途徑的阻塞，是日本拒絕一切勸告的結果，自此以後，第三國或其他機關，固然大家隻好束手，而中國方麵既在國土被占的屈辱狀態下，也更無打開僵局的可能。我以為日人應知前路荊棘，皆由日本所自造，及此回頭，坦途立現於俄頃。中國古語說:"解鈴還須係鈴人。"所以打開難關的責任，畢竟還須日本來承當。
……一連10天，絞盡腦汁，文章終於要劃上句號，是否完美，他不敢說。他並不是怕蔣介石那裏通不過，而是擔心社會輿論。想到這裏，他硬著頭皮寫完最後一段:總而言之，中日兩國在曆史上、地理上、民族的關係上，無論哪一方麵說起來，其關係應在唇齒輔車以上，實在是生則俱生，死則同死，共存共亡的民族。究竟是相互為敵，以同歸於絕滅呢?還是恢複友好，以共負時代的使命呢?這就要看兩國，尤其日本國民當局有沒有直認事實，懸崖勒馬的勇氣，與廓清障蔽，謀及久遠的和平。
在他深深地吸了一口長氣，接連抽了2支煙後，以最快的速度又將文章從頭到尾讀了兩遍，隻作了少許修繕，伸了一個懶腰，倒頭便睡了。直到衛士送來早點，他才知道，這是到小洋樓的第十一個早晨。他趕緊洗漱完畢，草草吃了早點，便直奔蔣介石住處。
蔣介石讀著陳布雷的《敵乎?友乎?》，拿起筆，斷然劃掉了"中日關係的檢討"字樣，交付侍從，囑咐按期發表。
日本軍閥並不買賬。《敵乎?友乎?》發表後，他們隻是理解為中國國民政府向他們日本大帝國的乞求，或者認為隻是中國人的緩兵之計，他們更是變本加厲地擴張。
文章隻達到了一個社會效果，徐道鄰借此名聲大噪。
這天，陳布雷來到蔣介石寓所，告訴蔣介石:"蔣先生，徐道鄰文章發表後，各報轉載，徐道鄰名噪一時。這徐道鄰也有意思，反倒借此向中央上書，控告馮玉祥主使殺了他父親的往事，這下就更熱鬧了!""沒有其他議論?"蔣介石對告馮玉祥之事不感興趣。
"也有半信半疑者，有謂此文非徐所作，定是出自別人手筆，且係當局所授意。
"陳布雷已經聽到有人猜測是他所寫，但他不敢也沒必要向蔣介石逐一彙報。還有更難聽的話，他也就隱瞞未報了。陳布雷會做下屬。
文章有社會反映，而且反映強烈。陳布雷未敢言明。
魯迅先生就一針見血地發表了他自己的看法:你記得去年各報上登過一篇《敵乎?友乎?》的文章嗎?做的是徐樹錚的兒子，現代闊人的代言人，他竟連日本是友是敵都懷疑起來了，懷疑的結果，才決定是"友"。將來恐怕還會有一篇《友乎?主乎?》要登出來。今年就要將"一二·九""九·一八"的紀念取消，報上登載的減少學校假期，就是這件事，不過他們說話改頭換麵，使大家不覺得。"友"之敵，就是自己之敵，要代"友"討伐的，所以我看此後的中國報，將不準對日本說一句什麼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