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家與社會關係的理論重構
全球公民社會的經驗發展推動了相應的理論研究。在上世紀90年代，一些學者開始關注這一現象，對“自下而上”的全球化的研究、對全球社會運動的研究、對國際非政府組織的研究、對全球公民社會與全球政治及全球治理關係的研究、對全球公民社會與公民身份和全球倫理關係的研究、對全球公民社會與民主和全球民主關係的研究等等，共同構成了全球公民社會的理論視域。不但如此，作為一種現象和理論的全球公民社會的興起同樣是推動世紀末國家理論複興的重要因素之一。科恩（Edward S.Cohen）曾經指出，“圍繞經濟全球化的爭論有一種特定的模式，（它）常常回到對現代民族－國家及其所處的國際社會、經濟和政治環境關係的爭論……無論具體的問題是涉及貿易政策、金融市場的權力還是移民的影響，大多關於經濟全球化的討論最終都轉向在新的、經濟全球化組織下的社會和經濟環境中的國家角色問題”。這一論斷同樣適用於描述圍繞著全球公民社會的爭論，在絕大多數的情況下，全球公民社會所代表的是一種對未來世界政治的勾畫，其中國家不再獨占主權的位置。在學術研究的具體取向上，無論是對國際非政府組織的研究，還是對全球倫理、全球民主和全球治理等問題的研究，無不是圍繞著國家的新角色而展開的。在國際關係和全球政治領域研究公民社會的學者們所探討的是全球公民社會對國家主權的影響以及由此導致的世界政治格局的變化；對全球公民社會作哲學和倫理學研究的學者們通常致力於追問：全球公民社會是否造成了民族國家“公民身份”與新的道德和政治共同體身份之間的斷裂，全球公民行動者是否是世界倫理行動的來源，它們與傳統國家政治之間的關係是什麼；而關注全球公民社會與民主關係的學者所討論的問題無不集中於全球公民社會之超越傳統的局限於民族國家內部的民主的意義以及實現這種超越的可能性，等等。可以說，對全球公民社會的討論構成了複興後的國家理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它生動地體現了複興的國家理論更多的是對“社會性的複興”與民族國家的物質基礎被摧毀、主權受到挑戰的反思這一鮮明特點。
正因此，像我們曾經將新自由主義理論、左翼批判理論和“第三條道路”理論納入到國家與社會關係的分析框架中進行考察一樣，我們對全球公民社會理論的研究也將在這一分析框架中進行。我們所要追問的問題主要是：（1）全球公民社會的產生和發展與國家和社會關係的轉型存在何種聯係；（2）全球公民社會的存在對國家主權帶來了什麼影響，該影響的限度在哪裏，“社會中心主義”與“國家中心主義”各自的解釋力有多大；（3）全球公民社會對國家與公民的關係是否以及如何造成了衝擊，全球公民社會與全球公民身份的關係是什麼，它們對民族國家又意味著什麼；（4）全球公民社會是否代表著對傳統民主的超越，在追求全球民主的過程中，全球公民社會和國家應該分別扮演什麼角色。這些問題歸結為一點，即試圖為全球公民社會和國家定位角色、明確關係。
為此，本書不僅要說明國家雖然受到來自全球公民社會的影響和製約，但其程度卻是相當有限的，這種狀態還將持續相當長的時間，即使是在全球公民社會與全球資本共同作用的情況下，國家在可以預見的曆史中不會消亡；不僅要說明在今天仍顯羸弱的全球公民社會具有美好的發展前景，它必將成為與國家和資本相平等的全球治理的三大基礎設施之一；本書更要說明的是，雖然在未來的全球政治中，全球公民社會、全球資本將成為與國家相平等的治理主體，但這僅僅是否定了目前存在的國家作為“唯一的”（only）治理主體的地位，而不是要否定國家作為“主導性的”（primary）治理主體的地位，國家雖然不再是“家長”，但它應該擁有“兄長”的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