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八年的春節前夕，弟弟打來電話，說他要娶媳婦了。我聽到這個消息，很高興，非常高興，長長地鬆了一口氣，有一種終於熬到一九四九年的感覺。當然，弟弟給我打電話不僅僅是報喜，最重要的還是要錢。我承認我還不是大款，更不是富爺，基本還在溫飽線上掙紮，但是在這個關鍵時刻，出點血還是責無旁貸的。
我問弟弟要多少錢，弟弟毫不客氣地說兩千。兩千就兩千吧，第二天我就湊了兩千元給弟弟寄去了。
弟弟已經二十五歲了，這年齡在城裏來說談婚論嫁為時尚早，但在家鄉已經到了危險年齡。家鄉經過幾代人的實踐與總結，形成了一條不成文的規定：一個男孩子，如果在18至19歲時不結婚，就相當於犯盜竊罪；在20至21歲不結婚，就相當於犯殺人罪；在22至23歲不結婚，就相當於犯強奸罪。弟弟二十五歲還沒有結婚，應該是三罪並罰了。
弟弟過了二十三歲還沒有結婚，壓力最大的就是父母。父老鄉親們會因此對父母興師問罪，把這件事情作為街頭巷尾茶餘飯後的談資，父母也因此而成為過街老鼠，活在別人的唾沫之中衛生眼球射程之內。
弟弟娶不上媳婦，自然和弟弟本人有關，黃金和鑽石自然不會被聰明的女人拋棄。然而弟弟把這一罪過都歸咎於父母，說父母沒本事沒能耐。父母也知道不能給兒子娶媳婦是一種失職行為，所以一邊忍氣吞聲一邊還得求爺爺告奶奶地托媒人。
農村的媳婦價格是昂貴的，如果娶到家裏，沒有每市斤四百元的價格是拿不下來的。然而，在年均收入一千元左右的家鄉，四萬元是什麼一個概念，就可想而知了。
僅比弟弟大兩歲的我，也為這件事處心積慮，擔心弟弟，因為他不是堅強的人，更擔心父母，無形的壓力會把他們瘦弱的身軀壓垮的。我是從家鄉出來的，那種感覺我能體會得到。
給弟弟寄出兩千塊錢，我輕鬆多了，說實在話，有那麼一點花錢免災的感覺。我並不希望未來的弟媳多麼優秀多麼完美，隻要是個女人不傻不笨四肢健全好使就行了。這樣說好像有點兒過分跌份，但如果弟弟真的娶了個天姿國色的那種女人，才是真正的麻煩。
剩下的時間我就默默地為弟弟祈禱和祝福了，希望他早日結婚早日生子早日離開光棍協會，別再當那個千人看不起萬人瞧不上的光棍協會常務理事了，該忙什麼就忙什麼去吧。
九八年春節我沒有回家，對弟弟的婚事也沒有徹底地了解，但弟弟沒有結婚，我那顆懸在心頭的石頭就不會落地。哥哥的責任與義務，像一塊沉重的石碑壓在我這並不寬厚的背上。
九九年年末，弟弟又打來電話。弟弟平時是不會給我打電話的，打電話就是向我要錢。這是近幾年我總結出來的規律，對於弟弟這樣，我還是能理解的，打電話要花錢的嘛。
弟弟說他還要相親。我聞言詫然，九八春節不是相了一個嗎，怎麼還相呢？弟弟說那位早就另謀高就了。不過弟弟坦然地說：“沒關係，天下何處無芳草，好漢哪裏不娶妻，我又找了一個，比那位更年輕更漂亮。哥，你就給我拿五千塊錢，弟弟一輩子娶不了幾個媳婦，就這麼一次。”聽弟弟的口氣，就像總經理對他的會計下達命令似的。
我認為弟弟說得對，的確，弟弟一輩子也就結一次婚，如果因為我這五千元錢沒有到位，而讓弟媳花落他家，致使弟弟一輩子摘不掉貧困的帽子，我可是千古罪人。
我是工薪階層，偶爾有一點稿費也隻夠買幾個鹹鴨蛋的，五千元可不是一個小數，我幾個月不吃不喝才能攢下來。可是，哥哥的使命又讓我痛下決心。弟弟的機會不多，說不定過了這個村就沒有這個店了。五千塊錢雖然也令我心痛，但是還可以賺嘛。
我猶豫了兩天，最終還是一咬牙一跺腳寄出了五千元錢，並附信一封，再三叮囑弟弟說這可是人生大事，不可兒戲，這年頭，錢難賺，屎難吃，千千萬萬不能讓哥哥的血汗錢打了水漂。
說是在北京工作，挺能唬人的，但我充其量也隻不過是變相地在北京討飯。北京不僅米貴、房貴，定居哪僅僅是不易，簡直是太難了。工資光看數字不低，但再看看開銷，也剩不下幾個子。房租、水電、交通、吃喝拉撒一分也不能少。外地人在北京可以掙到錢，但你絕對拿不走錢。北京就是這樣一座可愛又可恨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