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小琥
很長一段時間以來，北京這座城市對我們這一代人究竟意味著什麼，可能許多人會和我一樣，並沒有認真想過，或者說，沒想明白過。從20世紀80年代出生，到今天，說得俗點，彈指一揮間，很多事情都在發生著變化。有些變化沒有人跟你商量過，連問都不會問你一聲，便拔地而起。這就像是誰給你推了一劑杜冷丁，要過很長的時間，那陣疼痛才會鑽進心裏。更可怕的是，麵對周圍人的漠然，你還要撐住，誰先喊疼誰就是孫子。
今時今日的我，早已搬到了北京南四環外去住了。有幾次，再度回到兒時生長的舊地，我竟有了平生從未有過的感觸。一寸寸磚牆，一處處雜院，它們的處境，仿佛我都能聽得見。那條細長的小街上，兩旁種植著茂盛的槐樹，在路人頭頂縱橫交錯，尤其在秋夏交界的時光中，斑斑點點的樹影，灑下來，像個天然的幻燈機，每走一步，就是一幅豔麗的畫。我站在陶然亭公園北門東側的街邊，便利商店、麵包房、報刊亭、致美樓飯莊、經濟日報社，都在整齊劃一地進行著翻建、裝修或拆遷，遠處還駐紮著訓練有素的基建公司的工人，他們挖地基，修管道。這裏的黃昏，本該是斜暉脈脈之時，我卻感覺到一種兵臨城下的緊迫感。在街對麵的中國戲劇學校，整棟樓都被枝枝蔓蔓的樹枝圍裹著，忽然我聽到一段短促而強勁的唱聲，仰頭望去，是一個女孩正在吊嗓子。我退回幾步，隻求能錯過樹枝，看清她的容貌，反反複複中，卻隻看見了那件米黃色的衣裙。
繼續聽，我是外行，識不出好賴的。她的吊嗓，也許是專注地在找調門，也許隻是隨意地扯一扯，但在我聽來，那卻更像是一種呼救。一條街，咫尺間的距離，我卻仿佛看到那美好的舊日時光，近在眼前，卻無從追尋。
人對家鄉故土的依戀，大體上僅次於男女間的相思之情，會更多地把它表現在文學作品裏。所以這也在有意無意間，成為《琴腔》這部小說最原始的一種寫作視角。因為我喜歡把人物設置在那半舊不舊、半生不熟的年代裏，任其人、其事，自然發酵。秦學忠和嶽少坤，兩人一個出世，一個入世，在故事的行進過程中，彼此交集、感染、改變，最終甚至發生轉化。在寫作完成之後，我也會想，這與中國人傳統道教體係裏，所一貫秉承的福禍相依、否極泰來，是一個意思。出世到了極致，也會轉為入世，而入世過了極限，自然會出世，這些完全是小說中的人物和故事本身教會我，並且令我體驗到的。寫之前，我不會想到這些。所以我在很多場合都講過，我要感謝《琴腔》這部小說本身，我塑造了它，同時它也成就了我，回贈了我很多禮物。
因而我從不避諱的是，《琴腔》離我寫作本意，偏出了許多距離。在寫它之前，我隻是很簡單地想表達兩個不同的長輩，如何對待自己孩子的問題。上一代人總會一廂情願地將自己的成就或者未竟事業，強加於下一代的身上。那麼，一頭是孩子爭氣，卻離你很遠；另一頭則是孩子沒長進，卻與你不離不棄。做長輩的怎麼選，影響的是彼此的生活與命運。當然，在動筆之前，我是有所傾向的，我以為我很清楚，但其實在寫的過程中，人物和那個年代的很多細節會帶給你另一種答案，那就是沒有答案，這種事情，是好是壞，孰對孰錯，是說不清楚的。
所以我很幸運，沒有急著為筆下的人物蓋棺定論，我喜歡聽取他們的意見，看看他們想說什麼。其實很多地方，我以為，真的不是我在寫，而是他們拖著我走，帶我去看看這兒，瞧瞧那兒，我能怎麼辦呢？總不該硬甩掉他們，另起爐灶，重新找個人來替他們要走我寫好的路吧？我又能有什麼好路可走。
於是有的人看完這部小說後，會認為後三分之一的走向，可以商量，結構上可以更精致，我倒以為，小說本身的好壞，決定因素並不取決於結構。如果你真的在意文字裏寫的東西，在意它並沒有按照你的想法去推進，那倒不如去想想沒寫到的地方。我想《琴腔》之好，在於它應該是有給你去聯想的空間和意蘊的，它真的成功地構建了一個離我們並不遙遠，卻恍如隔世的生活年代。
聽朋友講，紐約攝影學院裏有句話，在離你家方圓五十公裏內的地方找素材拍，如果那樣你都拍不出東西，你就是跑到天涯海角，也會一無所獲。我覺得這樣的道理，同樣適用於文字。那些你熟悉的、依戀的、確定的東西帶給你啟發，觸動你的情感，會令你寫出許多不確定的東西，這便是寫作的意義及魅力吧。
我開始閱讀大量有關北京城的史料、小說和紀錄片，當我再度踏進南城，那裏的一磚一瓦，每條街巷，似乎都有許多的話要對我說。現在想來，當時的那種情感，應當是習慣常年漂泊在外，或者背包遊的成年人根本無法認同的。直到我看到黑澤明的自傳，看到小津安二郎的電影，看到侯孝賢的《童年往事》《冬冬的假期》，他們誰也不會避諱，童年與家，對自己成長之路的影響，更不會羞於提起那段青澀甚至幼稚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