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蛻變》這樣通過一個後方省立醫院的腐敗來揭露國民黨機構中徇私枉法、因循怠惰、投機倒把、貪汙舞弊的作品，在那時戲劇創作中還是罕見的。
作家在第一、二幕中展現了一幅令人憤懣的諷刺畫麵。一方麵是前方戰士浴血戰鬥，一方麵是不顧傷兵死活的混亂局麵。這個醫院“仿佛成了一座積滿塵垢的老鍾”，怠惰遲緩以至索性不動，彌漫著沮喪失望的空氣。
作家把這種腐敗的現象追索到官僚機構上，猛烈地抨擊了院長秦仲宣和庶務主任馬登科這些腐朽人物。秦仲宣是一個典型的貪官汙吏。他操著醫院的大權，為所欲為，全然置公事於不顧。在用人辦事上，“但憑他一時的利害喜怒為轉移”，凡下屬能拍馬逢迎者，便得到信任；不得他的歡心的，就隻能混死等死。誰要肯負責任，反而遭到他的訓斥。他任用自己的外甥馬登科做庶務主任，專為他囤積居奇，做大米的投機生意，大發其國難之財。而馬登科也依恃著院長的庇護，任意越權，肆無忌憚，為非作歹。就這樣把個傷兵醫院攪得烏煙瘴氣。秦仲宣整天和他的太太“偽組織”打牌跳舞，尋歡作樂。“偽組織”過生日，“大有‘全民動員’之勢”，請客送禮，不一而足。馬登科還特意為之操辦“儉德席”，實際上是讓大家出錢為院長太太過生日。但是，他們卻把醫院嚴重缺藥的公事置之不理，催藥的電報幾經延宕，遲遲不得發出。秦仲宣竟然命令“藥方減半配”，全然把傷兵的生命視為兒戲。當陳秉忠忠實盡責要求催藥，卻遭到痛罵。就在這個醫院裏，“整天就是這種鬼事鬼人鬼把戲，抗戰仿佛是人家的事，我們隻要整天坐在這兒淡閑天，鬼畫符，事事嚷沒辦法，事事就可以不辦了”。
作家在揭露這些腐敗現象時，正麵提出了一個官吏問題。他借丁大夫的口指出：“中國如果要想翻身，抗戰中的官吏是要負起責任來的。”與此相聯係地又提出一個法治問題，“在此地‘法’既不能製濫私，勵廉潔，偏偏院長嘴裏時常談起法治精神，侈言‘行政不該人存政舉，人亡政息’。而自己實施起來正是，‘行動自行動，法律自法律’，似乎在勢當權的人，隻需說說了事，對於‘負責’，‘守法’兩點，自己絕對無需以身作則，推己及人的”。這裏反映了作家民主的法治觀點和民主政治的訴求。當作家從這樣一個政治角度揭露黑暗現實時，就顯示了作家鮮明的政治傾向性，也觸及黑暗政治的某些本質方麵。有人說，《蛻變》對腐朽現象的抨擊，“沒有聯係到國民黨反動派全部政府機構的糜爛情況”，“而是把它當做一個偶然的個別的醜惡現象來加以處理”。這種批評並不全麵。如果說作家還沒有把官吏問題、法治問題提高到政權高度來看，是正確的。的確從整個作品傾向看來，作家覺得隻要革除了舊官吏而代之以新官吏，便會執行法製了。殊不知不砸爛舊的國家機器，是不能從根本上解決貪官汙吏和法治問題的。但是，《蛻變》仍然從一個省立醫院的腐敗暴露了國民黨官僚機構的普遍腐敗，是具有典型意義的，在某些方麵揭露得是相當深刻的。從作家敢於觸及時事來說，表現了他的勇氣和熱情。正是由於觸到國民黨政府機構的痛處，他們才百般阻撓，直到加以禁演，這正說明《蛻變》的戰鬥性。
《蛻變》的成就不僅在於對腐朽現象的揭露，在我們看來，能足以表現作家思想進展和藝術探索的，倒在於對“新的生命”的歌唱上。而這方麵的大膽探索，反而為文學史家所忽視了，並且留下若幹不公允的批評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