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是很喜歡易卜生的戲劇的，而且他閱讀和演出的劇目也以易卜生的劇作為最多。據曹禺說，他當時對易卜生的劇本不是完全能夠理解的，但是卻從中“了解了話劇藝術原來有這麼多表現方法，人物可以那麼真實，又那麼複雜”。曹禺喜歡易卜生的劇作主要是為他的現實主義精神所吸引。如魯迅所說，易卜生“敢於攻擊社會，敢於獨戰多數”。這種向黑暗腐朽勢力進行鬥爭的精神正是易卜生戲劇的精髓。易卜生透過家庭而提出社會問題的現實主義創作方法，使曹禺打開了眼界，他正是從觀察自己的家庭以及有關的家庭生活中寫出具有深刻社會意義的劇作。霍普曼的《織工》對他也有過深刻影響。他說：“那時我們演了德國作家霍普曼（Hautman）的一個戲，叫做《織工》，是寫工人罷工的，最後失敗了。這個戲給了我很大的影響。”顏振奮：《曹禺創作生活片斷》，《劇本》1957年第7期。霍普曼原是個自然主義劇作家，但是《織工》卻是現實主義的作品。它描寫的是1844年西裏西亞織工起義，其所依據的資料來自馬克思的戰友威廉·沃爾夫關於織工起義的報告。這個戲反映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展示了織工牛馬般的痛苦生活，揭露了資產階級的猙獰貪婪的麵目。同時，它反映了織工們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舉行起義，英勇鬥爭，直到失敗的全部曆程。無疑，他在《雷雨》中寫魯大海，在《日出》中寫那些打夯的小工，反映工人階級的生活和抒發對工人階級的憧憬，這些同《織工》的影響不無關係。這些戲，啟示他注視著我國社會現實中的工人階級的力量和發展的前景。
應當說，“五四”時期的作品給予曹禺的影響更大更深。他曾說：易卜生的作品“無論如何不能使我像讀‘五四’時期作家的作品一樣的喜愛。大約因為國情不同，時代也不一樣吧。甚至像讀了《官場現形記》一類清末譴責小說，都使我的血沸騰起來要和舊勢力拚殺一下，但易卜生卻不能那樣激動我！”同上。“五四”新文學的主要特色即其敢於正視現實，勇於揭露矛盾和愛憎分明的精神。這也正是以魯迅為代表的新文學的革命現實主義的普遍傾向。置身於革命的時代，麵臨黑暗現實的曹禺，自然對這種新文學倍感親切。它不但喊出了他的心聲，也點燃著他反抗黑暗的熱情，培育著他同舊勢力進行鬥爭的勇氣。他說，在這些新文學作品中“我找到了反抗和叛逆的勇氣。我懂得了當時的社會是不能與之共存的，否則隻有被吞噬、死去”。而他讀了《女神》更深深地被震動了。他說：“我被震動了。《鳳凰涅槃》仿佛把我從迷蒙中喚醒一般。我強烈地感覺到，活著要進步，要更新，要奮力去打碎四周的黑暗。”曹禺：《郭老活在我們心裏》，1978年6月20日《光明日報》。所以說，曹禺是一個在“五四”時期新文學戰鬥傳統直接哺育下成長起來的作家，他的劇作的現實主義精神同“五四”新文學的革命現實主義和革命浪漫主義的傳統是一脈相承的。
1928年秋天，曹禺進入南開大學學習，1929年又轉到清華大學西洋文學係，專攻西洋文學。
在清華大學讀書期間，他的戲劇視野更加開闊了。他把很多精力放到研讀外國戲劇上。他幾乎整天躲在圖書館裏，並且寫下他的讀劇筆記。他熱衷於古希臘三大悲劇家的作品，他格外喜愛埃斯庫羅斯作品的雄偉而渾厚的風格，他從歐裏庇德斯的悲劇中學習觀察現實的本領以及現實主義表現方法。他把原文的莎士比亞全集用心通讀了一遍。他還讀了蕭伯納、高爾基的作品。契訶夫的劇作使之傾倒，他醉心於契訶夫那種寓深邃於平淡的藝術風格。契訶夫的劇作，使他看到了一個戲劇的新天地。此外，他還廣泛涉獵了19世紀英、法、俄等國的作家作品。據說，他在寫作《雷雨》前已經讀了幾百本中外劇作。
傑出的藝術創造絕不可能在貧瘠的藝術土壤裏誕生，而深厚的文學修養是藝術獨創的必需條件。他的創作準備似乎已經初步完成了。
南開中學畢業後，他就開始醞釀著《雷雨》的創作，多年來這個尚未誕生的藝術嬰兒就在母腹裏躁動。無論是周樸園、蘩漪，還是周萍、周衝，還有魯大海這些人物，都有他們真實的影子。有的人物令其憤怒，有的令其同情，有的令其崇敬，有的令其憎惡。《雷雨》的人物和情節伴隨著被壓抑的憤懣的感情潮水向他湧來，好像一個抓牢他心靈的魔。他心中升騰著不可抑製的熱情。他按捺不住，一定要把它寫出來，噴發他積鬱心頭的夏日中天般的熾熱，呼喊出他內心蘊蓄的閃電雷鳴。他終於躲在清華大學舊圖書館的雜誌室裏，不舍晝夜地在那裏忘我寫作，幾乎忘記了學校裏上課的鍾聲。他前後用了七八個月的時間，於1933年寫完了他的《雷雨》。四五年來朝思暮想的心事終於凝聚出藝術的結晶。隻有付出巨大勞動的人才體味出創作的歡愉和戰鬥的興奮，他幾乎沉浸在這處女作的幸福之中。“我愛著《雷雨》如歡喜在溶冰後的春天，看一個活潑潑的孩子在日光下跳躍，或如在粼粼的野塘邊偶然聽得一聲青蛙那樣的欣悅。我會呼出這些小生命是交付我有多少靈感，給與我若何的興奮。”曹禺：《雷雨·序》，文化生活出版社，194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