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前言[1]
我在一九七六年的四月到六月，翻譯了芥川龍之介的十一個短篇，一九七六年是怎樣的年頭，四月又是什麼日子，這是大家都知道的。天快要亮的時候，夜照例是特別黑暗而寒冷的。那是我承蒙“姑念老弱”，特別照顧，從接受“再教育”實在同勞改差不離的幹校回家已快三年，這三年就整整念了三年書。本來回到破敗的老家，書本大半散失，早已“書空咄咄”，總算馬列主義的經典著作沒動，我就拚老命地啃起《資本論》來，可憐連筆記也做不好，隻會抄摘片段，自以為已經懂了，實際還是半懂不懂。一個弄慣筆墨的人，光念書，不動筆，就好像一天沒幹活，晚上上床，覺得“虛靡太倉粟”，有點對不起人民的“小米”。有少數跟我劃不清界限，有時還來走走的朋友，見我閑著沒事，都勸我寫些回憶，可是我頭上“帽子”，背上“包袱”，家人子孫，全都受累，無碑可立，無悔可懺，我就是一個字也寫不出來。魯迅先生說過，不能創作，那就翻譯。翻譯也算我的老行業，可是外文書早已空空，不是被人當作封資修的罪狀搬運一空，就是被自己家人論斤計兩賣給收舊貨的到造紙廠做紙漿去了。開始，好容易借到一部六卷有注解的《萬葉集》，我狠了狠心，想弄通這部日本的國寶，古代詩歌的綜集，可整整啃了大半年，全書四千五百多首，好容易才譯出了七八十首，不但應該知難而退，而且興趣也不大了。想想到底還是對近代文學熟悉一點，從友人黃源兄借到了一本《芥川龍之介集》，讀來深有興趣，便動手譯起芥川的短篇來。
芥川龍之介（一八九二年——一九二七年）這位日本近代文學中的短命的“鬼才”，我一向有點喜歡，舊友重逢，特別親切。他是一位才華洋溢，學力豐厚，思想深刻，氣品高邁，文字清麗，在藝術琢磨上頗有功力的作家。他在極短促的創作生涯中，為日本文學留下一筆極可貴的財產，一百四十多篇作品，除少數中篇，全部都是短篇。在他創作的初期、中期，寫過許多曆史短篇，其題材的新奇，構思的精深，確在日本文學中別具一格，當時即受讀者的愛好和文學前輩的知遇，至今還是廣泛流傳，萬眾傳誦，用他的版稅，設立了一年一度的“芥川獎”，送出了許多文學新人。
他於一九一四年與友人共同創辦《新思潮》文藝刊物，發表處女作《老年》，次年又在《帝國文學》上發表了《鬼臉兒》和《羅生門》二作，就受到文壇有識者的注目，成為當時一代大家夏目漱石的門下，受到漱石的賞識，而投身於創作的生涯。一九一六年，他在《新思潮》發表了短篇《鼻子》，漱石就對他說：“你再寫十篇這樣的作品，則不但在日本，即在世界文壇上，也將成為一位有特色的作家了。”此後數年，他的創作力分外旺盛，藝術修煉，日益精進，連續出版了三本短篇集，即《羅生門》、《煙草和惡魔》、《傀儡師》，而成為一方的大家。但是由於時代的前進，社會鬥爭的劇烈，使他思想上原有的懷疑、彷徨和神經質的陰暗的一麵日益濃厚，這些便表現在他後期的一些作品中。思想彷徨的結果，終於以正當三十五歲的盛年，於一九二七年七月，在自己家裏，服了大量的安眠藥，搶救無效，而告別了這個世界。
在他死後的紛紛議論中，有人把他比做古羅馬帝國的政治家和小說家倍德羅紐斯（Gauis Petronius Arbiter，？—65），一身浸潤了過去階級最高的教養，但不能不見到新的時代的胎動，而感到自己已經趕不上去了。於是，便走了自我毀滅的道路。
我對這位作家的作品讀過一些，但不全麵，平素亦更無深入的研究，但他在初、中期寫的一些曆史題材的短篇，卻深深地吸引了我。正當天安門廣場四五運動之後，我在閉門深居之中，作為自己日常的課程，也可以說作為逃避現實、逃避痛苦的一種手段，便選出了自己所偏愛的篇目，重作馮婦，又理舊業，開始翻譯起來。一個人動慣筆墨，長期被逼停止，又見到自己親筆寫出來的稿紙，漸積漸厚，首先已得到了勞動的樂趣。而且說起來芥川不但充實了我那時的日常生活，使我每晚上床，感覺這一天沒有白過，而且這工作還居然打救了我一次。原來四五運動我的確沒有參加，但四月一日，一位常上我家來談天的青年友人，告訴我天安門廣場怎樣熱鬧，蓋天鋪地的花圈，一望無際的白花，滿牆滿壁的詩歌，還有飄揚空際的大挽聯。我聽了大為衝動，馬上拿起拐棍，同這位小友一起，去了一次廣場。在莊嚴肅穆、成群結隊的青年行列中，一直擠上了人民英雄紀念碑的高台。我的確是去過一次，回家也沒有告訴家人。其實後來知道，在這幾天中，一家人包括老伴和身邊兒女，誰都各自去過廣場，抄過詩與挽聯。可是風聲緊了，有人在四處追蹤去過廣場的人和私自抄下來的歌詩。有許多人，居然因此提將官裏去。而我這個閉門深居的糟老頭子，也居然榮幸承蒙什麼人員的一度拜訪，問我在家裏幹些什麼？我連忙沏茶點煙，殷勤接待，說明自己正搞些古老東西，消遣消遣。他們見我案頭上果然堆滿了一堆厚重的工具書，一疊寫好的稿紙，於是好像隨手拿起似的，翻了一翻，還稱讚我這麼大年紀，還那麼用功，給了表揚，告辭而去了。我便又大膽放心地譯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