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州模式在不同的發展階段有不同的特征。20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是溫州模式快速發展的時期，也是溫州模式爭議最激烈的時期，此時的溫州模式可以稱為“古典溫州模式”。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溫州模式發生演化，出現一係列新的特點，因而被稱為“新溫州模式”或“後溫州模式”。
一、古典溫州模式的定義
20世紀80年代始，由於各地區曆史文化傳統的不同和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在中國的工業化和市場化進程中出現了一種“一製多式”的局麵，即在社會基本製度相同的前提下，各個區域的經濟體製改革方式與經濟發展模式呈現出一種多樣化的格局。其中，溫州模式就是一個典型代表。
溫州位於浙江省南部沿海，全市麵積11783.5平方公裏，其中平原和山地分別占17.5％和78.2％。由於曆史上交通比較閉塞，區位條件較差，國家投資不足，自然資源也無明顯的優勢，1978年以前溫州的經濟發展非常緩慢，屬浙江省內經濟較為落後的地區。改革開放後，溫州初步走出了一條通過率先市場化來促進區域經濟迅速發展的新路子，經濟發展極為迅速，國內生產總值從1978年的13.22億元迅速增長到1985年的37.80億元，1990年達到77.90億元。國民收入從1978年的11.27億元，迅速增長到1985年的32.92億元，1990年達到66.39億元。
溫州模式的最早提出是在1985年。1985年5月12日，《解放日報》發表了記者桑晉泉題為《鄉鎮工業看蘇南，家庭工業看浙南--溫州三十三萬人從事家庭工業》的文章，第一次在媒體上正式提出了“溫州模式”的概念，並且把溫州農村家庭工業發展的特點概括為：以生產小商品為主，靠農民供銷員和農村集市購銷搞活流通渠道，靠一大批能工巧匠和貿易能手開辟致富門路。
費孝通是最早關注溫州的著名學者之一，是他在文章中歸納出溫州模式的經典含義--“小商品、大市場”。他先後在《瞭望》上發表了三篇文章，其中第一篇《溫州行》所產生的影響最大。費孝通在《溫州行》中寫道：
那是1937年的夏天，我從倫敦到柏林去和我的哥哥一起度假。一天，有人敲我們的房門，打開一看，是一位拎著手提箱的中國人。異國遇故鄉人自然是大喜過望，可我們彼此的方言不同，話語不通。隻見他極有禮貌地鞠了個躬，然後打開手提箱，裏麵都是一些日用小百貨，看來他是請我們買東西的。他走後，哥哥對我說：“在柏林、巴黎等歐洲大陸的不少城市中，這樣的小生意人數以萬計。他們大多來自溫州、青田一帶，起初他們背著青田石漂洋過海，在意大利、法國、德國做石刻工藝，待到石頭用完了，就轉而做小買賣。這些人靠著挨家挨戶地送貨上門和彬彬有禮的優良服務態度，經商賺錢。頁。
溫州人多地少的矛盾十分突出。在溫州，1949年的耕地麵積為212693公頃，1970年為201487公頃，到了1980年隻有196927公頃。1978年，溫州人均耕地0.53畝，到20世紀80年代末，人均耕地隻有0.42畝。費孝通通過考察了解到，20世紀80年代初，溫州地區差不多有一半人外出要飯。也有些人想方設法，到外地做木匠、裁縫以及彈棉花等。國家對溫州的投資很少，集體經濟薄弱。許多溫州人不得不冒著被批判為“資本主義”的風險，從辦家庭作坊、聯戶企業和當“供銷員”起家，一步步地走上了發展個體私營經濟的道路。正是發揚了在長期外出務工經商中養成的特別肯吃苦、特別敢冒險、特別能創業的精神，數以百萬計的溫州人從幾乎一文不名的小手工業者或小商販起步，依靠自己的誠實勞動和正當經營，一點一滴地完成了資本的原始積累。費孝通形象地歸納出“溫州模式”與“蘇南模式”之間的不同特色，他寫道：
蘇南的曆史傳統是農工相輔、男耕女織，可以說是“牛郎織女”；而溫州地區的曆史傳統卻是“八仙過海”，是石刻、竹編、彈花、箍桶、裁縫、理發、廚師等百工手藝人和挑擔賣糖、賣小百貨的生意郎周遊各地，掙錢回鄉，養家立業。這些漂泊異鄉的手藝人和商販同居家耕地的農家女相結合，是藝商與農業的結合。在這兩種不同的老根基上，蘇南長出來的是社隊工業和後來興起的鄉鎮工業，浙南冒出來的是家庭工業和加工專業市場。蘇南是從農副業出工業，以工補農；浙南是從商販業出工業，以工擴商。
費孝通認為，溫州經濟的發展是商業帶動工業，溫州人先是販運，然後自己生產。其生產的產品通過廣泛的銷售渠道銷往全國各地，所以他稱這種獨特的模式為“小商品、大市場”。所謂小商品，是指溫州家庭工業以生產成本低、技術含量少、需求彈性小的商品為主要生產對象；所謂大市場，是指溫州家庭工業所生產的小商品通過散布各地的十萬銷售大軍，被帶到遠方的商品銷售市場網絡。
另一位關注溫州的著名學者是董輔礽，他把溫州模式的特點概括為：以家庭和聯戶經營的民辦工業同專業市場、農民購銷員和民間信貸相結合。董輔礽是在蘇南模式與溫州模式爭論最激烈時候為溫州模式辯護的。當時，社會上對這兩個模式產生了兩種截然不同的看法，以致發展到一場“兩條道路”的政治爭論：蘇南模式是走社會主義道路而受到極力推崇，而溫州模式被認為是“資本主義複辟”、“私有化”而遭到極力排斥和壓製。就在這種爭論不休的情況下，時任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所長的董輔礽教授，帶領所裏的一批人到溫州進行實地考察。通過10天的考察，他得出了一個結論：溫州模式雖然還存在不少缺點，但這條路走得對，是一條必須要走的路。
他認為，溫州成功的經驗是：第一，以家庭或聯戶為經營單位的民辦工業同那些通常是由農村各級政權機關主持興辦的鄉鎮企業相比，有自己的某些長處，即：在經營上有充分的自主權；經營成果和生產者的利益息息相關，有利於高度發揮從業者的積極性；設備少，投資小，上馬快，容易辦起來；可以利用農民家庭房屋，因陋就簡進行生產，處處精打細算，因而成本低，資金利潤率高；生產技術簡單易學，擴散很快；企業小，掉頭快等。第二，把拾遺補缺或填補市場的空當作為生產經營的方向，有利於爭得和保持企業生存和發展的空間。第三，由專業市場和遍布全國的購銷員構成的商品流通網絡，在推動、調節和組織民辦工業生產上起了顯著的作用。
張仁壽認為，溫州模式如同蘇南模式、珠江三角洲模式一樣，是農村商品經濟的發展模式，它是對溫州農村經濟發展、運行過程中一係列具有相互聯係的特點的理論概括。其主要區域範圍包括甌海、洞頭、樂清、瑞安、平陽、蒼南及永嘉縣等長達200多公裏的沿海平原地區。在某種程度上，它也反映了我國農村經濟發展類似溫州地區的經驗。他把溫州模式的基本特點大致概括如下：以家庭經營為基礎，以市場為導向，以小城鎮為依托，以農村能人為骨幹。
張仁壽還認為，溫州模式的基礎是家庭經營的商品經濟。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展開的農村經濟改革中，溫州農村在較早推行家庭聯產承包經營責任製之後，迅速地把農業領域家庭經營的基本經驗廣泛運用於發展農村第二、第三產業，依靠自身力量，大力發展家庭經營的商品經濟，使家庭經營成為溫州農村所有產業部門一種占主體地位的經營方式，成為溫州模式的基礎。這是其區別於蘇南模式的一個顯著特點。
溫州農村市場發展的廣度和深度在全國農村名列前茅。商品流通領域中各種專業市場特別興旺發達，這些專業市場通過14萬多供銷員的購銷活動，與全國所有省、市建立了流通渠道，形成了別具一格的“小商品、大市場”格局，有力地促進了溫州農村工業及第三產業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