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7月末的一天，我在北京機場等候飛往多倫多的班機。班機因大雨推遲了一次又一次，百無聊賴的等待中，我想起了機場裏的一家書店。那天書店裏人極多，冥冥之中似乎有一隻手將我輕輕地撥過人流，讓我一眼就看見了擺在高處的一本灰色封皮的書——《唐山大地震親曆記》，這才猛然想起那天正是唐山地震三十周年的紀念日。
坐在候機廳裏，我開始讀這本書。周遭的嘈雜漸漸離我而去，隻覺得心開始一點點地墜沉下去，墜到那些已經泛黃的往事裏去。
地震那年，我還處在懵懂的年歲。北方的消息通過精密宣傳機器的層層過濾，終於傳到江南小城時，隻剩下了一組意義模糊的數字和一些高昂空泛的口號。也為那些數字傷痛過，可那卻是山高海遠的傷痛，並無切膚的感覺。也為那些口號激昂過，可是激昂的情緒如鳥的翅翼總也無法棲息在一片結實的地麵上。1976年的唐山離溫州很遠。
可是那天在北京機場，那本書三下兩下抹去了三十年的時光和幾千公裏的距離，將一些往事直直地杵到了我眼前。我被擊中了，我感覺到了痛。痛通常是我寫作靈感萌動的預兆。
回到多倫多後我動用了全部資源，考察了包括錢鋼的《唐山大地震》，張慶洲的《唐山警示錄》以及所有能收集到的關於那次大災難的資料，並和居住在多倫多的地震親曆者們進行過多次交談。我的眼睛如饑餓的鷹，在亂石一樣的圖片堆裏搜尋著一些身體，一些帶著某種猝不及防神情的身體（如龐貝古城的遺跡）。可是沒有，一個也沒有。那個鐵罐一樣嚴密的年代成功地封鎖了任何帶有蛛絲馬跡的照片。於是我和那段往事失去了直接的聯係，我的想像力隻能在一些文字構築的狹小空間裏艱難地匍匐。
在爬行的過程裏我遠遠望見了一些孩子，一些被稱為地震孤兒的孩子。有一個男孩，在截肢手術醒來後，怯怯地請求護士為他那隻不複存在的手臂撓癢。有一個女孩，領著她幼小的弟妹，踩著結了冰嘎啦作響的屍袋，尋找被遷葬的母親屍體。當然，還有那群坐在開往石家莊育紅學校的火車廂裏的孩子們。“堅強啊，堅強。”那些孩子被大人們一遍又一遍地鼓勵勸說著，他們的眼淚在半是麻木半是羞愧中如同沙漠中的細泉似的幹涸了。當載著他們的火車終於抵達為他們精心預備的校舍時，他們在老師和護工的擁抱之中走上了彙報演出的舞台。他們在雷鳴般的掌聲中兩眼幹涸卻麵帶笑容地高喊著盛行的口號，而他們的校長卻承受不了這樣的笑顏，昏倒在舞台之下。
回憶到這裏戛然而止，那些孩子們的後來，隻是被一些簡單的句子所概括。“……成為某某企業的技術骨幹”；“……以優異成績考入某某大學”；“……建立了幸福的家庭”。
可是我偏偏不肯接受這樣膚淺的安慰，我固執地認為一定還有一些東西，一些關於地震之後的“後來”，在歲月和人們善良的願望中被過濾了。
我發覺我的靈感找到了一塊可以歇腳的石頭。孩子，和他們沒有流出的眼淚。還有那些沒有被深究的後來。
一旦我鎖定了視點，王小燈作為我小說的中心人物便無比鮮活地朝我走來。我想，這個叫王小燈的女人若死在1976年7月28日，她就會定格在一個單純快樂渴望上學的七歲女孩形象上。可是，她卻活了下來。天災把生存推入了極限，在這樣的極限中一個七歲的靈魂過早地看見了人生的狐狸尾巴。見識了真相之後的王小燈，再也沒有能力去正常地擁有世上一切正常的感情。她那飽滿地擁有過一切的童年，被一場地震突兀地震碎了。她縱然拾回了每一塊碎片，她也無法重新拚組回來一個童年。她渴望再次擁有，可是地震隻教會了她一種方式，那就是緊緊地拽住手心的一切：愛情、親情、友情。可是她拽得越緊，就失去得越多。王小燈不是浴火重生的鳳凰，而且現實世界裏火和鳥並不存在著因果關係。天災帶給建築物乃至地貌的摧毀和改變，終究會漸漸平複。而天災在孩子們的心靈上留下的傷痕，也許會在時間的嚴密包裹之下，暗暗存留得更久、更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