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能理解，近年，隨著各地把旅遊業作為經濟發展的新增長點，紛紛打出當地名人的效應牌，以吸引更多遊人的眼球。隻要影響大，越大越好，這個人管他是流芳百世還是遺臭萬年。搜腸刮肚引經據典，“上九天攬月，下五洋捉鱉”，甚至一個名人出現多個故裏、數處墓塚。
最早認識蔡京，是從中國古典文學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滸傳》：智多星吳用與托塔天王晁蓋密謀奪取生辰綱時說：“有北京大名府梁中書收買十萬貫金珠寶貝，送上東京，與他丈人蔡太師慶生辰……”這個蔡太師就是蔡京。書中蔡京還有個狐假虎威、魚肉百姓的兒子蔡九知府……《水滸傳》中有這樣一句民謠：“但知有蔡京，不知有朝廷。”把蔡京描繪為淩駕於皇帝之上，濫增捐稅，大興土木，搜刮民脂民膏，百姓怨聲載道，激起了宋江、方臘等農民起義。從此，一個“灑下人間都是怨”，鼻子上貼塊白膠布的大奸臣、大貪官形象刻入人們的記憶。
《宋史》把蔡京列入《奸臣傳》，評價他：天生凶狠狡詐，玩弄權術，擺布他人於股掌之間（“天資凶譎，舞智禦人”）。在皇帝麵前，善於察言觀色、見風使舵，以求鞏固自己的地位和專寵（“在人主前，額狙伺為固位計”），總教唆皇帝說，不必顧忌流言蜚語，“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四海九州的財力還怕不夠你一人享樂（“謂當越拘擎之俗，竭四海九州之力以自奉”）。“吾皇聖明”，早就洞察蔡京的奸詐，所以屢屢把他罷官流放，並任命與蔡京不同政見者來監視他、牽製他（“帝亦知其奸，屢罷屢起，且擇與京不合者執政以視之”）。蔡京每臨政治危機，總會向皇帝磕頭如搗蒜地跪地哀求，眷戀權位竟至毫無廉恥之心（“京每聞將退免，輒入見祈哀，蒲伏扣頭，無複廉恥”）……
這是史官的慣用筆法：要把昏君與佞臣予以切割。皇帝本是治世明君，禦旨也是金口玉言，事情壞就壞在周圍一幫小人身上。
宋徽宗是北宋的亡國之君。1125 年，金兵由河北、山西分兩路南侵，國勢已然危如累卵。宋徽宗仍沉浸在盛世華庭的虛幻之中，不做任何戰爭準備，依然故我地過著“日射晚霞金世界，月臨天宇玉乾坤”的紙醉金迷的宮廷生活。宋徽宗荒謬昏庸地認為，把皇位傳給兒子欽宗趙桓，自己做逍遙自在的太上皇，就推脫了肩上的曆史責任。有一則民間傳言：宋徽宗逃離京城之後，到一農家休息進餐，農婦問他是何許人，他說姓趙，現在退休，由長子代替自己上崗。衛士們忍俊不禁，宋徽宗也不由得笑起來。（肖黎主編：《中國曆代名君》下，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宋欽宗繼位後，太學生陳東領數百同學伏闕上書，認為蔡京、王黼、童貫、朱勔、梁師成、李彥“六賊”，應對金兵入侵造成的危難局麵負責，奏書中蔡京冠“六賊”之首。
宋欽宗繼位後的 1127 年，金兵攻破開封，把宋徽宗、宋欽宗父子及皇親國戚、嬪妃大臣 3000 多人，一起押往冰封雪凍的北國。這就是嶽飛《滿江紅》一詞中描繪的“靖康恥，猶未雪”。苟安於江南一隅的南宋王朝，痛定思痛地寫下《宣和遺事》，總結北宋的亡國之恨，歸根於王安石和蔡京的變法改革，稱兩人為十惡不赦的“拗相公”和“大奸臣”。
托克維爾在其名著《舊製度與大革命》中獨具慧眼地發現了一個詭譎悖謬的現象：“一個壞的政權最危險的時刻並非其最邪惡時，而在其開始改革之際。”後世把它稱為托克維爾定律。托克維爾一語成讖，王安石、蔡京於北宋末年勵精圖治、殫精竭慮的變革努力，“無可奈何花落去”，陷入改革變法的百慕大夢魘。
《宋史》修於元末，以南宋所修國史為藍本，順理成章地把蔡京列入了《奸臣傳》。紀曉嵐主持的《四庫全書提要》這樣評價《宋史》：“其大旨以表章道學為言，餘事不甚措意，故舛謬不能殫數。”《宋史》木匠斧子單麵砍，把曆數王安石、蔡京之過定為編史原則。凡是貶抑王安石、蔡京的，哪怕明顯是反對變法派在私書雜史中捏造出來的逸事，都作為信史收錄，而當時讚揚王安石、蔡京等改革變法措施的，一概避而不提。這種選擇性地撰史，被後世史學界批評為：“《宋史》繁猥既甚，而是非亦未能出於大公。”修史背棄了真實性原則，而帶有了個人情感色彩和價值判斷，“故舛謬不能殫數”，自相矛盾且謬誤百出。
現代史學家黃仁宇在談及《宋史》所列諸多奸臣時說：“我們今日重新檢閱他們的事跡，很難證實各人的忠奸。”
薩特有句名言：“一個時代占統治地位的思想，必定是統治階級倡導的思想。”主流話語導向著民間的觀念。創作於明初的《水滸傳》，必然受到正史的影響。為了完成對一個大奸臣的塑造，施耐庵妙筆生花，空穴來風地給蔡京捏造出一個女婿梁中書和一個兒子蔡九知府。盡管遍尋史籍家譜，也找不出這兩個人的曆史原型，但人們還是願意相信文學手法的想象和誇張。這是文學對意識的成功，然而也是文學對曆史的敗筆。
蔡京一生侍候了神宗、哲宗、徽宗三代趙家人。神宗、哲宗、徽宗三朝皇帝都沒有說過蔡京是“奸臣”。《宣和書譜》稱讚蔡京：“二十年間，天下無事，無一夫一物不被其塗，雖兒童走卒，皆知其所以為太平宰相。”把蔡京執政的 20 年，認為是塗染著濃厚的蔡京個人色彩，不失為北宋末年一段富足而太平的黃金歲月。《宣和書譜》中還記錄了一段宋徽宗親口對蔡京的評語：“寅亮燮理，秉國之鈞，實維阿衡，民所瞻仰。”秉國執政，萬民敬仰。“乃時丕承祇載，紹述先烈，於誌無不繼，於事無不述，緝既墮之典，複甚盛之舉，奠九鼎，建明堂，製禮作樂，興賢舉能，其所輔予一人，而國事大定者，京有力焉！”（《宣和書譜》卷十二）可以說是政績卓著，功德無量。當然需要指明，蔡京的兒子參與了《宣和書譜》的編訂，書中也難免帶有另一麵的溢美之詞。但無論如何編造，他也不敢偽造聖旨。隻要是真實地記載了當朝人對蔡京的評價，說出真相總有認識價值。對後世而言，兼聽則明，偏信則暗。
蔡京有“金殿五曾拜相”的詩句。在宋徽宗臨朝年間，蔡京滄桑沉浮，幾起幾落，曾經 5 次任相。當家三年狗也嫌，盡管在言官台諫的攻訐下，蔡京 4 次被罷職甚至流放，但每次都能東山再起，而且每次複官，為了表示垂青和安撫，宋徽宗總要皇恩隆眷，不僅重授相權，在京都禦賜宅邸，更進而加官晉爵為太尉、太師，嘉國公、魏國公、魯國公。最後一次，聖旨還要進封陳國公，是蔡京本人堅辭不受。1124 年，第五次起用蔡京總領三省事時，蔡京已是近 80 歲高齡，“目昏眊不能事事，事皆決於其子蔡絛”。蔡京老眼昏花，龍鍾蹣跚，小兒子蔡絛成了他處理政事的“拐杖”，蔡京裁定之事由他負責上朝向宋徽宗報告。宋徽宗在位 24 年，蔡京居相位長達 17 年，徽宗對蔡京的依賴程度由此可見一斑。南宋人葉夢得的《石林燕語》、蔡絛的《鐵圍山叢談》、陸遊的《老學庵筆記》等著述中，頗為蔡京沒能急流勇退而感到遺憾。危難之際還不識時務，“明知征途有艱險，越是艱險越向前”，終造成災難性悲劇。
蔡京的罪名是隨著言官台諫的不斷彈劾而逐步雪上加霜。
初始僅是把蔡京逐出權力核心，貶謫為中奉大夫、秘書監，邊緣化到西京（今河南洛陽）致仕。但隨著國勢日危，對蔡京的譴責也越來越嚴厲。認為貶官流放這樣的處理太輕，於是加罪為流放甘肅崇信縣，再加罪移湖南衡州安置。蔡京更改流放地途經京師時，曾要求入京麵聖，欽宗飛驛傳令蔡京速離，不得停留。不久，一紙詔令又將蔡京流放韶州安置，韶州為今廣東韶關，比衡州更為邊遠。即便如此，言官仍認為韶州算不得邊遠蠻荒，對蔡京這個罪大惡極之人簡直是重罪輕治。宋欽宗再下詔把蔡京發配儋州（今海南島），真正是打發到了天涯海角。
80 歲高齡的蔡京，支撐著病體從一個流放地走向另一個流放地，蔡京寫下絕命詞雲：“八十衰年初謝，三千裏外無家。孤行骨肉各天涯，遙望神京淚下。”1126 年 7 月 21 日，蔡京病逝於流放途中的潭州（今湖南長沙）崇教寺。生前貴為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宰相，身後卻是死無葬身之地，橫屍於“孤老餒疾致死”後“暴露溝塹者”的漏澤園（漏澤園是蔡京在位時設置的社會救助機構，當時遭到權貴們的反對，是蔡京的執意堅持，才創立了這一為後世讚許、向弱勢群體傾斜的善舉。具有嘲諷意味的是，事後回想，倒像是蔡京為自己安排的後事）。據南宋人所著《揮麈後錄》記載，“蔡京門人呂川卞老醵錢以葬”，並為蔡京寫了墓誌，文中有“天寶之末，姚宋何罪”字樣。天寶是唐玄宗盛世年號，姚崇和宋璟是唐玄宗時的兩位賢相。天寶末年，中唐發生了安祿山叛亂，這一變故豈能歸罪於賢相姚、宋二人？
蓋棺定論難論定，朝真暮偽誰人辨，晨鍾暮鼓總輪回。
蔡京淒愴離世 35 年後，1161 年 10 月 28 日，同一道聖旨，宋高宗為蔡京與嶽飛平反昭雪。又 6 年之後，1167 年，蔡京骸骨由潭州遷葬仙遊楓亭埔蓬村，墓葬規格按照宋朝宰相等級，是一座頗具規模的墓葬群。
在《中國地方誌集成》之《福建府縣誌輯》十六《民國莆田縣誌》中有一段記載：“京拜太師，時術士言興化，公之鄉裏，若汲水貫之，則旺氣壯，京用其言，鑿壺公（山）下新塘。”“京他事不足道，此則有益於鄉裏，故曰惡，而知其美，天下鮮矣。”蔡京在朝廷權爭中的勝敗褒貶，與家鄉的父老鄉親風馬牛不相及，而他為家鄉所做的點滴功德，卻是永久銘刻在家鄉的青山綠水之間。
蔡京墓近千年來尚保存完好，直至“文化大革命”時期，這樣一個大奸賊的墓當然在劫難逃，遭人刨墳掘墓，銼骨揚灰。據仙遊縣文物局的登記表記載，目前尚存六對石像生，墓三埕，墓磚數千塊，石翁仲若幹……
中國有句俗話“入土為安”，然而曆史呈現出詭譎荒謬，有些人命中注定死無寧日，入土難為安。
修而複毀，毀而複築。一座墓碑成為政治走向和價值取向的晴雨表。
還有一個令人匪夷所思而又耐人尋味的情節。南宋人洪邁在《容齋隨筆》中記載，蔡京死後 42 年遷葬，皮肉銷蝕已盡，骨骸中胸骨上凸起一個隻有如來佛胸前才有的“卍”字，高有兩分多，就像用刀子鐫成一般。這一細節，不知是表達“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意思，還是“苦海無邊，回頭是岸”的告誡？
我無法考證這一細節是文人意識的演繹成分，還是至今不為現代科技所知，這一怪異現象，也許會激發後人去探究曆史人物真相的興趣。
“橫看成嶺側成峰”，人性是複雜矛盾的多棱體，社會是變幻莫測的萬花筒，隻要變換一個角度，就呈現出截然不同的麵目或圖形。
如何真實客觀地評價宋徽宗與蔡京兩人的君臣關係，如何準確評價北宋末年自王安石以來到蔡京的改革變法，成為一座陵墓所埋藏的解讀鎖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