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歐社會保護機製的發展和完善主要是工業化的產物，從被動應對工業化產生的社會問題，到政府主動承擔社會責任再到公民社會權利的實現，前後經曆了300多年的時間。二戰結束後，西歐順利地實現了經濟轉型向社會轉型的過渡，構建了一個適應工業化發展的社會保護機製。但是，在隨後的經濟全球化和福利內在剛性的雙重壓力下，福利國家麵臨空前的挑戰，迫切需要再探索新的社會保護機製。
對於中國而言，中國已經基本完成了工業化的轉型，但是與工業化配套的社會保護機製尚未建立，一方麵經濟發展成就顯著，另一方麵社會建設相對滯後，產生一係列複雜的社會矛盾，有些還較為尖銳，呈現出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些特征。歐洲經驗給中國的啟示是，需要盡快構建一個適應工業化生產方式的相對完善的社會保護機製，不必擔心是否會出現福利過度形成對生產力的負向激勵問題。
一、西歐的經驗
不同的生產方式存在不同的社會風險，需要不同的社會保護機製，這個命題已被西歐的經驗所證實。西歐先後經曆了三種生產方式，也探索了三種不同的社會保護機製。這些探索代價高昂，經驗也很寶貴，但具體做法很難直接為中國所搬用。但是，西歐在社會保護機製構建中形成的一些基本價值和理念，還是值得今天中國借鑒的。
1.確立社會公正的價值觀
在西歐，從原始的資本主義社會，到確立公民政治、經濟和社會權利的現代資本主義，經曆了一個漫長過程。這既是一個充滿了血腥和暴力的過程，也是西歐各國人民運用自身智慧創造性解決問題的過程。通過把階級鬥爭變為國家製度內的政治鬥爭，提供了在公民權利基礎上利益調和的空間，這個重大的創舉避免了資本主義因階級衝突而崩潰。同時，逐漸在西歐各國確立了社會公正的價值觀。從古典資本主義時期盛行的市場至上的價值觀，向每個公民都應該享有平等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權利價值觀的轉變，同時確立了國家必須對公民負責，並盡可能提供因市場競爭而失敗的避風港，人人都有平等的政治、經濟、社會權利，是西歐國家製度和社會管理的裏程碑式的革命。
社會公正價值觀的逐步確立是通過國家製度的逐漸變遷所保證的，這個變遷主要表現在公民權利上。這些權利包括選舉權、結社權、言論自由在內的政治權利；就業權和保障基本勞動條件的經濟權利；社會保障、教育、醫療保健、濟貧、兒童與婦女等社會權利。根據這些公民權利，由國家對生產關係所決定的直接經濟過程的分配結果進行再調整。在維持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具有創新、效率優勢的基礎上，不同程度上實現了平等與公正。
戰後建成福利國家之後，社會公正的價值觀有了進一步發展。福利國家在精神上的產物，是產生了“社會團結”的精神。它強調社會成員權利（社會權利）和利益的相互依賴性，強調社會應該有責任給每個成員提供社會保障，而不管是由於疾病、工傷、年邁、失業或家庭殘缺。強調除了市場以外，社會還有作為利益共同體的一麵，強調社會各利益集團之間必須要相互妥協，以維護社會的穩定；強調公民的社會權利是實現社會團結的基礎，所導致的結果是使公民能通過社會保障，而獲得基本生活條件的保證與平等發展的權利。在歐洲福利國家，這種價值觀對於市場經濟的個人主義價值觀是一個矯正和製衡，成為在資本主義條件下維護社會的凝聚力和穩定的重要條件。
2.根據經濟發展水平選擇社會保護模式
社會政策，是從近代資本主義中發展起來的，一項為降低市場經濟中的社會風險的政策體係和基本製度。為調節生產方式從農業、手工業向機器大工業轉變而產生的各種社會風險，資本主義國家政府出台各種措施，來緩和這種社會風險。同時還意味著應對社會風險的各種製度從政策體係逐漸演變成基本製度，特別是福利國家製度，完成了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轉型。
從曆史發展過程來看，西歐各國社會政策基本上都經曆了補救式模式和機製化模式。補救式模式是在民主化機製不健全的情況下，由國家出麵對一些因貧困、工傷、疾病、老年而失去生活能力的人的補助。補救式模式的優點在於靈活多變，政府不至於承擔剛性責任，可以隨時減壓；缺點在於救濟標準製定的隨意性，而且受助者甚至要忍受人格上的傷害，被救助者與政府在談判地位方麵嚴重不對稱。當然實施補救式保障還有一個客觀的原因是經濟發展水平的滯後，因此是二戰前西歐多數國家的選擇。
戰後西歐都選擇了機製化（或者機製化為主）的再分配模式。這種模式的形成與經濟發展水平、階級鬥爭與民主製度等密切相關，其中一個特別重要的原因是政治參與度的普遍提高。福利國家是建立在以普選製為基礎的民主製基礎上，接受政府救助是憲法賦予公民的社會權利，政府有義務兌現。作為權利的社會保障克服了補救式模式固有的缺陷，比如在標準上是有法律規定的、不能對受助者的人格產生傷害、政府與受助者之間的談判地位在理論上是平等的等。這種模式的缺點是可能因為社會救濟的剛性而導致養懶機製的發生。但是，從補救式向機製化發展是曆史發展的必然，隻是執政者在政策設計上需要考慮到經濟增長水平和國力特點。
3.注重社會政策的生產性功能和發展性功能
社會政策體現在穩定社會的功能上，是要解決工業化所帶來的窮困、失業、工傷、養老、疾病等社會問題。這是既得利益集團對受損集團的安撫和贖買，安撫其身心，贖買自身安全，對雙方都是有利的。贖買的水平取決於經濟發展水平以及雙方對自身地位和形勢的評估。
但是，由於在戰後較多地關注結果公平而導致在穩定性功能上公共支出上升較快，引發了財政危機和福利病。20世紀80年代以後西歐對福利病的治理和對社會政策的調整便開始突出生產性功能和發展性功能。以權利和義務對稱性作為改革的主要方向，如第三條道路強調“無責任則無權利”。通過加強再就業培訓和教育，提升勞動力素質，應對後工業化生產方式轉變的挑戰。在強調發展性功能上看，現代國家和現代社會需要合格的現代公民，教育可以提高公民教育的素質和文化素養，在免除社會成員饑餓、疾病、無知、懶散困擾的同時，實現人的自由發展。人的素質提高了，社會的發展目標也就實現了。
二、對中國的啟示
西歐構建工業化的社會保護機製經曆了300多年時間，中國不可能也不必有如此長的“試錯”時間。一方麵，全球化推動的快速工業化總體上加快了中國生產方式主體的轉型，但中國目前仍同時存在農業生產方式，工業化生產方式以及沿海部分發達區域的後工業化生產方式，也就意味著中國同時麵臨三種陷阱，貧困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和福利陷阱，對中國社會保護機製的構建產生了極大的牽製力。與三種生產方式對應的物質財富創造能力天差地別，體現在巨大的城鄉差距、產業差距、地域差距以及與之關聯的社會群體差距。中國既不可能同時構建三種社會保護機製，也不可能整齊劃一構建統一的社會保護機製，這是中國決策者麵臨的首要難題。另一方麵，如果中國能夠發揮獨特智慧，構建了符合中國國情的多元化的社會保護機製，中國可能把危機轉化為契機，同時出現三種經濟起飛，羅斯托起飛、凱恩斯起飛和吉登斯起飛，這多重起飛的動力機製將是中國維持下一個30年的增長基礎。